每一时代对历史的借鉴都有自己的要求。所借鉴历史的内容、内涵，都随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年代，上至治国之道，下及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思想培育、道德情操陶冶与文化素质提高，都可以鉴古知今。新世纪是世界各大文明竞争的世纪，新世纪呼唤中国表现出能与其大国相匹的精神力量，呼唤中国推出新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塑造。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应在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方面发挥新的作用。其四，要处理好史学介入现实的问题，史学工作者要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正确定位。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史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很复杂。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改变。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揭示这种联系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史家社会角色——史家社会责任——史学求真原则——史学经世目的”的关系讨论，既是一种对历史上史学实践原状的研究，也是现实的史学实践的借鉴需要。越是到新世纪，现实对史学的社会需求越高。
四、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更加开放，更关注中外史学交流，在交流中发展、提高对国外史学的热心和关注，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特有现象。从这些年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看，对法国年鉴史学、英国新社会史、美国新经济史、前苏联史学、新社会史、新政治史，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文章不少。探讨国外史学发展特点和趋势，一方面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和了解；另一方面，也在于希望总结有益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
学者们注意到西方新史学和西方传统史学明显的不同点：（1）突破政治史局限，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2）突破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3）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及其解释的正确性；（4）主张跨学科研究，打破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藩篱。其中最大区别在于，十分重视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新史学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不可分，认识主体的作用是关键。正是由于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的作用，才从根本上注意史学认识手段的丰富，强化史学的认识功能，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摆脱传统史学死板而形而上学的框框。在新史学看来，不论是史料还是史实，都离不开主体。这样，对历史学家与史料、史实，历史学家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
诚然，在对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似乎还努力不够，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的研究是如此。比起哲学、文学等领域，史学界似乎迟钝一些。实际上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和国外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新史学已从结构史、计量史、长时段研究向叙事史、政治史、人物研究转变。转向对人的精神、心理、心态、思想等有关方面问题的探讨，过去对结构、时段、功能、趋势、环境、局势等探讨，比较难以突出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方面。新的新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内部的一个变化，即“叙述的复兴”，或“新的老史学的复兴”、或“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新的新史学将重点转向人自身，探索一定环境下的某个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心态、感受和生活状况，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新史学和新的新史学的异同在于：前者偏重于经济史、社会史，后者偏重于思想、心态和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重点研究一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身的主观状态；前者考察规模是宏观的，后者则微观。研究方法上，新的新史学主要同人类学和心理学联系，依靠直观的分析判断处理资料和进行解释，表现形式上放弃新史学的分析方法，回归到叙述。恢复到史学所长期运用过的叙述上来。注意下层社会、开辟新的史料来源。力求反映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情况。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内学者对外国史学的研究水平，已超出欧美学者的想象；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了解，超出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诚然，研究外国史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民族的史学。发现中外史学差异，和对于差异冲突的了解，为了更深刻认识自己，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认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属于新的史学范型，但指导思想和史学实践有区别。当代中国史学属于带有过渡状态的混合范型。既具有新史学范型的某些特点，又保留有传统史学的某些特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取得了好多成绩，但对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本身的发展演变等问题研究不足。改革开放加快了史学革新步伐和向新史学范型的转变。但转变需要时间。
为了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地取鉴外国史学的工作还是要做。诚然，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复旦大学张广智的观点代表了当前史学家对此问题的考虑。他认为继续做好工作应注意：其一，译书仍为当今之要事。这是深化与独创性研究西方史学的基础工作。其二，应使输入的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实践结合。西方史学输入中国成功与否，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中国史家在其史学实践中体现的程度。其三，以我为主，消化与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东西。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向多学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发展态势之一，是视野扩大，视角改变，重心转移。复旦大学姜义华认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已由原先政治史为主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并重。北京大学张芝联认为，新时期的史学研究范围已大大扩展，不只注意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而且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态史、城市史等。他还认为，当代中国史学的趋势，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科技史、文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人物传记等。人们还将更系统的研究一些历史家和史学流派。戴逸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有三：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崛起，二是文化史研究出现高潮，三是近代史研究成为热点。发展态势之二，是涌现一批崭新的、多角度、多层次反映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史学著作。有学者认为，当代史学发展的总特点，大体是一种由“史官史学”向“史家史学”进行的态势。“史官史学”和“史家史学”是中国史学的双重传统。中国史学传统中，“史官史学”基本居支配地位。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一旦在政治上取得主流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生根本转换的重要特征就在于，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兴起。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推行，为史官史学转向史家自身史学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可能。包括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学编撰，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学家独立思考之上。这一重大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所谓“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史学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是史学家面对时代如何奉献体现时代精神的著作。所以史学将更加关注它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撰述语言魅力的结合。发展态势之三，是通俗史学作为适应新时期的一种史学变革，得到相当的发展。其迅猛发展态势，已引起特别关注。通俗的史学兴盛，已被认为是史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是历史学在市场文化现状中求生存、求繁荣、求早日步出低谷的反映。与高深的专业研究相比，史学工作者把某些内容搬出“象牙塔”，以通俗易懂形式，利用现代化传媒与公众见面，成为广大公众的精神食粮，显然是必要的。顺应时代潮流的通俗史学，往往更能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通俗史学之一种的影视史学，也是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所关注者。张广智认为，影视史学比书写史学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比书写史学显得更生动、更形象、更清晰。以影视技术与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影视史学，是媒体革命的深刻变化，对传统史学是巨大挑战。史学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史学与影视的关系。历史学要走向人民群众，除了利用课堂及其有关的教学方式外，确实可以以影视的方式予以促进。影视史学的方式，是一种大众所易于理解接受的方式，从而从中得到历史教育。
发展态势之四，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正在开展起来。从大的背景上看，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加强。这样的研究也确实必要。中国学者越来越需要了解海外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情况，了解他们的研究的历史进程，了解他们研究的基本成果，了解他们研究的大体队伍，了解他们研究的方法。所有这些，对于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从对他们的情况的了解中，知道中外认识的差异，寻找对话的共同旨趣和利益。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学科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已经涌现一批专门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杂志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法国汉学》，也涌现了培养这一方向的研究生专业点，出现了对日本、法国、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中国学发展史研究的专题著作和论文。中国人对外国人对自己研究状况茫然无知的状况将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新世纪也将是海内外中国问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好时期。
发展态势之五，是对形象史料的重视和研究引起关注，以历史题材为主的“老照片”集的畅销，体现这一动向。大致上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大众健康的、审美文化的需要。普通人民及其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主体组成部分，人民群众除需要了解历史的规律性等大问题，也很希望知道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变迁，似此情况下，“老照片”之类的形象作品很合乎对这种历史文化的需求和怀旧情感；其二，形象史料如老照片等对历史真实性的记录和细节描述是任何其他记录手段所无法比拟的，它吸引人们随之潜入历史的深处，把握历史的真相和律动，没有什么比它更直接的方式能表达历史社会环境和历史人物心理的丰富内涵；其三，由于“老照片”之类的形象史料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和描述（虽然也会有个人的偏见），起到挽回历史记忆流失和修补历史记忆的作用，阻挡历史记忆的风化。所以意识到这一意义的史学工作者会将目光投注于斯，保护和整理形象史料。由于“老照片”之类形象史料的研究和出版，合于人民大众对这类历史文化的需求和怀旧情感，故引起社会青睐和关注，所以这类题材的研究可能成为史学的一个新的表述形式，其将活跃史坛并再现史学魅力。电脑光盘的制作也为这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高科技的背景条件。
六、21世纪史学的新主角是今天的年轻人，克服浮躁、急功近利以对付市场经济发展的诱惑，是大家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但他们正走向成熟而挑起大梁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有四代人，那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为第一代，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是第二代，戴逸等学者是第三代，“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被视为第四代。他们也将是影响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关键的一代。他们的发展是全国史学界所密切关注的。老一辈人有很多寄语希望，实际上也描绘了新世纪史学队伍的蓝图。他们期望青年史学工作者打好理论根底，领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髓；老老实实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善于创新，联想深刻，为繁荣中国历史学作贡献。这里，“老实”作学问是关键的。没有这个基本态度，后面问题都会是空的。“老实”作学问，首先有个纠正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的问题，把对于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推到科学新阶段。21世纪新型史学家，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向通识发展，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诚然，“老实”作学问，还包括淡于名利。反对拿来主义和窃取他人成果；反对追求轰动效应而一味撰写所谓时髦文章；反对打着通俗化旗号的媚俗逢迎等。“老实”实际上也是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新一代史学家具有谦虚诚实优良学风十分重要。对于前辈和别人的劳动要尊重，对自己的创作要有客观的估计。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诚实还包括坚持真理。学者们有这样的共识，新一代历史学家应有渊博知识，专精应建立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越是新世纪来临，越是社会物质文明丰富发达，史学工作者的浮躁心理的克服越显得重要。
要言之，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会在20世纪发展的成就上，有更大发展。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会突出“民族化”、“中国化”、“现代化”的特色。所谓“民族化”，就是它将更注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发掘，注重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史学因子的弘扬；所谓“中国化”，即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的具体结合，和现实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作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特色的科学解释，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现代化”，就是更注重对海外先进史学和史学理论的考察、借鉴，注意吸收其中的先进方法和成就以推进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其间，及时以电脑和网络的高科技改善史学研究的手段，也将是重要的问题。中国史学和国际先进史学方法接轨是必要的，从而涌现一批国际史坛有影响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