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的教训之二，在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全面研究。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个先天不足的问题。在当时，相当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日本翻译的著作中吸取的。那时介绍和论述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着眼于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大概从这时起，人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误认为是史学理论。后来的学者一再提起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一讲起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人以为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把丰富多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化为此，这就是教条主义，与史学不是一回事。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不等于就是史学理论。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到的历史研究范畴，我们至今没有认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某种不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于沛就这样提出问题。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学习中外历史，有积极意义，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合理因素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北京大学罗荣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科学概括，但被解释为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共同遵守的发展图式。苏联理论界把极为复杂的世界历史，塞入一个按生产关系定位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的发展图式之中，把苏联社会主义规定为不同国家共同遵守的“十月革命道路”。然而，斯大林单线历史发展图式并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它的最大问题在于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从这里引出的阶级斗争万能论和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终于变成一种自我思想禁锢和僵化的教条原则。诚然，影响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正确把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前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面临的使命是推翻旧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把人类文明史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希望通过揭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及其民族斗争的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史学家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也正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贡献，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甚至被视为必须遵循的真理，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界、学术界人士，虔诚的接受阶级斗争观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即使时过境迁，人们已不再生活在阶级斗争、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的时期，仍难以一下避免这种历史视野和政治思维的影响和局限。而建国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左”的路线的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制约，都对历史研究为现实作注解提出了苛刻的希望。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因素，影响着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20世纪60年代，尽管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倡导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问题，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理想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进一步走向成熟，回顾和清理这一段历史确实十分必要。
美国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中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由杜克大学阿里夫·德利克和纽约布法罗州大学劳伦斯·A.施奈德撰写的。这部著作中，曾着重就60年代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论问题阐述了意见。作者写道：“我们认为历史主义——阶级两分法比其他方法，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更具有值得解释的价值。我们还认为历史主义——阶级问题揭示和阐明了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史学连续性的问题。从1949年以后，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中心问题是：要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将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要求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与这个连续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用于历史的阶级分析应该如何与当前革命的各项任务联系起来？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点。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如何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好中国的历史；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如何以合适的方法论既研究好中国的历史，又妥善处理好同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三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究竟怎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任务？这是他们从中国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所发生的那场理论争论中引出的感想和体会。他们对这些问题探讨的重视，从一个重要侧面，促使我们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正确地付诸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当然，如前所说，引起我们对此思考的，决不只是这样一本海外著作所提出的问题。
总结的教训之三，是如何正确的处理好传统文化和海外先进史学和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成功之处，也有挫折和教训。当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到一个坐标上考察，纵向上看，有个和传统史学关系的处理问题；横向上看，有个与海外各国史学交流和取长补短的问题。
应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总体的指导上，还是不错的。但若干环节上还是有重大失误的。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一度成为不少历史学家研究的指导思想，甚至还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农民战争史几乎要代替全部的中国史，不仅帝王将相被列入反面人物打倒，就是历代闻名的学术界人物也被批判。以为多骂几句帝王将相、多说几句赞扬劳动人民的话，就算站对了立场。至“文革”前，历史研究已堕落成非正常的史学批判，历史科学的尊严被严重破坏。极“左”思潮猖獗时期，封建史学家和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家被全盘否定。似乎封建时代的史学家都是封建帝王将相的殉葬者，他们的史学成就再大，也因立场问题而蒙上阴影。至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史学家和实证主义学者，也因为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不同见解，或一度反对过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视为异己而深有偏见，其学术贡献也不能得到客观肯定，甚至受到不必要批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一批史学家工作者的积极性，从而也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道路越走越窄。
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一度没有处理好引进和吸收海外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问题。似乎只有苏联的史学是值得借鉴的，西方史学是必须批判的。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中国史学闭关自守、闭门造车。既很少派人出去学习取经，也很少请海外学者传经送宝。有关西方史学研究的书和理论的介绍更少。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发展相当快，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层出不穷，历史研究的理论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域外文化，是个老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候，毛泽东就具体阐述过。他提到对外来文化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也反对公式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问题，他从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立场考虑问题，说要尊重古代文化，但不是颂古非今、赞扬封建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主要是引导他们向前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就此作过热烈讨论。学者们认为，在对待世界文化进步成果的问题上，应注意纠正两种不正确的偏向，即文化贩运主义和文化闭关主义。所谓文化贩运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文化无条件地贩运，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认真选择和消化，牵强附会地模拟；即使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过程中，也没有完全克服这种偏向。而文化闭关主义，学者们谈到，产生在保守主义或国粹主义基础上。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一面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一面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进步成果，包括一面吸收社会主义的文化成果，而加以消化。反对文化贩运主义和文化闭关主义有个学术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文化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活用。学者们指出，必须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传统的民族文化，必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致力发掘和研究真正属于人民的东西，不能采取复古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态度。同样，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要不得的，是文化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相互交替的过程，是辩证法的扬弃的过程，不是形式主义的彼此孤立无缘。
这都是当年的一些思考和认识，至今都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很多认识，需要借鉴前人的思想成果。
鉴于一段时间的痛苦教训，当今的学者也已有不少深刻反省和认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在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陈启能在其题为《回到世界文明大道》的文章中，着重地谈到这一问题。他是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谈对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他写道，所谓回到世界文明大道，主要是针对以往那种长期封闭隔绝状态和改变这种状态并高水平发展史学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国外史学发展情况十分隔阂和简单排斥的态度必须扭正。他指出，历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丰富和继承创新的过程，积累、继承不能只局限于本国。只有在吸收、改造国际史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摆脱狭隘的视野和封闭性的思维。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这种需要尤为迫切。依旧固守自己一个角落，自得自足，纵然能作出成果，取得一定成就，但也难有大作为。任何国家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都无法汇入人类科学和文明发展大潮，无法跟上世界文明达到的水平，无法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先进成果。所以立志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中国学者，要汇入国际学术发展的大环境，要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全局和高度，通过沙里淘金的艰苦努力，为发展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光明日报》肖黎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也曾就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问题，谈吸取教训的问题。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的时间里，史学界既有漠视传统史学优良传统，又有盲目排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加上“左”的思想的干扰，本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视野便异常狭窄，课题单调老化，研究手段简单。“文革”时期，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更被打上“封资修”的标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才重新迎来了春天。肖黎说，我们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既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排斥、否定；对传统史学既不能全面继承，搞新的“国粹”，也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要言之，中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方面要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脚踏实地做好史料收集工作和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对传统史学优秀传统的研究和继承；一方面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介绍、引进外国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这些都将有助于史学工作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这都是痛定思痛后的见解。学者们反对故步自封、视野狭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治史态度十分鲜明。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改革的呼声。所以无论在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正确处理与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关系方面，中国的史学工作者都在走向成熟，从峡谷和困境中走出。
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步入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将近80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沧桑岁月，经历了诸多反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对国内外各种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成为国家的主体经济，中国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面临一个新的发展背景。很多新问题被提出来。
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