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比较有成就的时期之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发展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史学界进行普及唯物史观的工作。史学理论研究较建国前有更多探讨。1950年3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的论文，依据安阳殷墟发掘的大规模人殉的史实，认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在史学界引起反响，把30年代开始的古史分期讨论重新推向高潮。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又引起一场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争论。同年，《历史研究》第3期刊登范文澜题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就汉民族形成问题提出看法，导致又一场影响较大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的争鸣。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的论文，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成为史学界热门话题。史学界还就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进行探讨。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创刊号，反响也颇热烈。所有这些，使建国初出现了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等专题讨论和研究（被认为是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和烙印。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除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研究、洋务运动研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等，也热闹一时。涌现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代表著作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丁名楠、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等。李新等学者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中国近代史史料整理方面，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10多种专题资料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此外，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内容广泛的专题资料，包括近代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对外贸易史、铁路史、货币史、外债史、海关史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史方面，也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等资料集的问世。
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专著还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改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陆续出齐的《中国思想通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它们称得上是这段时期历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一时期，吴晗等史学家还十分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他们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史学工作者还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许多著名史家还纷纷贡献了他们的断代史专著和专题史研究专著。西欧、北美、亚、非、拉美等地区史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史学史工作者还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对象、目的展开了热烈讨论。翦伯赞等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的阐扬和实例分析，使科学史学思潮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有重大挫折。这段时期史学界最荒唐的事，便是所谓的“史学革命”。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历史科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保存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历史系“拔白旗”运动的原始资料。错误的史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研究变成单纯的立场问题。有人提出“打倒王朝体系”，“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有的还主张按照农民起义的顺序，编写所谓新的中国通史。“史学革命”还要求一切史学研究内容，无论古今中外，都应“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谁在史学研究基本功上多化功夫，谁就会被扣上“忘了马克思主义”、“繁琐考证”、“资产阶级史学”的帽子。所谓的“以论带史”口号使历史学成了任人随意捏弄的面团。
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家抵制“史学革命”。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指出，应正确看待历史上的人民和统治者，“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人民决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翦伯赞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载《光明日报》1959年3月28日）一文指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这就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倒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与“史学革命”针锋相对的立场。范文澜当时发表《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一文，指出“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学著作（论文或书籍）”。侯外庐在《红旗》杂志撰文《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呼吁史学工作者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些史学家的努力，使60年代初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史学的思潮重新涌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史学革命”的出现绝非偶然。追溯此前，曾对胡适的思想作过批判（有其特殊时代背景），但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未能把他所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此外，把雷海宗、向达、荣孟源当作右派批判，给在学术上坚持不同意见的尚钺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体系”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左”的错误思潮的滋长。曾经对当时史学界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尖锐意见的翦伯赞、吴晗等学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在不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最先被迫害的对象。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史坛和考古学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是我国史学界蒙受空前劫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好的传统遭到践踏，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几乎面临崩溃的困境。
“文革”时期的史学思潮是极“左”的史学思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首先遭到批判。1965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指责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抹杀了阶级观点，是怂恿史家“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认为历史学不仅要为现实政策作注解，还应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改铸。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好的传统及其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鼓吹“哪里有歌颂帝王将相，哪里有美化‘先贤’、‘先哲’”，“哪里有全盘肯定古代作品和作家，哪里的理论根据就一定是‘历史主义’的”。批《清宫秘史》、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评《水浒》等运动表明，历史成了他们手中随意捏弄的玩物。人们把“文革”史学称为“影射史学”。影射史学既是对史学经世传统的背叛，也是对史学科学精神的叛逆，使历史研究无真理可谈。
然而黑暗中也有一线光明。史学界万马齐喑的时候，考古学界的史学工作者却坚守岗位，有不少可观成果。
1975～1980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煤场的第三纪褐煤地层中，多次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800万年。这一重要发现对进一步确定腊玛古猿的性状特征、系统地位和深入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科学依据，为今后在我国西南广泛分布的第三纪褐煤矿层中寻找早期人类祖先的化石和施行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65年5月，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位于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了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其后，1967年、1971～1975年又多次有新的重要发现。经研究，元谋猿人可作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距今约170万年左右。这一发现及其年代的测定，为探讨我国的早期阶段猿人及其文化打开了新的领域，把中国古人类的活动上推到170万年左右。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址。该地区有依次叠压的四个文化层，其早期（三、四层）和晚期（一、二层）一脉相承，被确认为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下层（第四层）的年代推断在距今约7000年前。遗址下层的居住区内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等的堆积，最厚处超过l米，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证明了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说明江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不晚于中原地区。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建国后殷墟考古中的一项重要收获。这座墓展示了殷墟考古史上最丰富华美的随葬器物群，总数达1900多件，很多器物都有铭文，并且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商代王室墓葬。它们第一次把金文和卜辞联系起来，使得武丁时期的社会经济、礼制等一系列问题有了确凿可靠的研究根据。秦始皇陵的勘察工作从60年代初着手进行，1974年以后进行比较全面的复查，取得兵马俑坑发掘的重大收获。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园外围墙以东一公里处，发掘了3号俑坑的全部和l号俑坑、2号俑坑的部分。已出土陶兵俑八九百个，陶马100多匹，木质战车18辆，青铜兵器、车马器9千余件。秦陵的兵马俑均按真实大小塑造，形体、姿态、服饰、盔甲以至须发，刻画无不逼真，栩栩如生，在造型艺术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引起国内外轰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第11号秦墓中出土的竹简1150余枚，简文墨书秦隶，近4万宇。这是考古史上初次见到的秦简。秦简中，有53枚是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共90年的编年史记，对于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占半数以上的600多枚，可整理为五种法律文书，内容以刑法为中心，涉及农事、畜牧、仓储、工商、徭役以及刑徒服役、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等。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空缺，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也极富历史价值。一号汉墓共出土汉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简文墨书隶字，内容以兵书为主，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受到学术界的珍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简书同时被发现，是我国古代军事史研究中的大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得以彻底解决，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1972年开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女尸。尸体不仅外形完整，而且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说，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墓中出土的漆器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都属罕见。次年三号墓出土的12万多字的帛书，意义更为深刻，大致可确定的26种古书、图籍，内容遍及哲学、政治、军事、科技、医学等方面，其中许多是不见著录的古佚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内涵丰富，不愧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中，我们所以较详细地追记这些内容，在于这些考古成就意义重大，也是在当时非同寻常的逆境。
六、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崭新时期，发展健康，成果丰富。
新时期的史学，首先是以反思的形式出现的。对“文革”中“左”的史学思潮作了尖锐批判。史家们指出，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绝不能搞歪曲、篡改、影射、比附等实用主义的一套。正确的古为今用，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对历史作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启迪和给现实以取鉴作用。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史学界也参与讨论。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思想》（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戴逸《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韩儒林《打破“禁区”，解放史学》（载《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等论文，代表了当时史学界的呼声。“文革”后的思想大反省对尔后史学的大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史学界迎来了花团锦簇的春天。史学理论是史学发展的灵魂。史学家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史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讨论。史学工作者还就“史论结合”问题、社会发展形态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史学和现实关系问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问题、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厚今薄古”问题、“史学危机”问题等，作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进一步清除了长期来依附在史学界的“左”的思想影响，在史学如何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做好史料的科学揭示和分析等，达到了更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