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学术的独立自主意识，培养学者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与品格，其基本导向就是要求学者超然于政治、物欲利害之外，引导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术本身的发展上，更多的以学者的气质从事学术研究。王国维、顾颉刚等本身就是这方面身体力行的典型例子。虽说王国维一直拖着一根清朝的辫子，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位学者。他以五十盛年投昆明湖自杀，不能不说是近代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陈寅恪便十分强调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张荫麟也称道，“当此举世沉溺于实用观念与功利主义之中，独有人焉，匡矫时俗，脱展名位，求自我之展伸，为学问而学问”，认为是我国思想史上“所当特笔大书者”。顾颉刚也一再表示自己“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泊的生活”。又说：“在现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人，我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要“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在致友人叶圣陶的信中也说：“斩除荆棘不必全走在政治的路上，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王国维、顾颉刚等都一生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比较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包括现代的史家，可以说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而王国维等也有一种示范效应。
从方法论层面说，这一思潮在实践中还促进了近代科学方法论与传统史学方法的沟通。就史学理论特征来说，求真与非功利主义说具有客观实证的倾向。以史学流派而论，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大体上都属实证主义史学的范畴。实证主义注重近代实验科学及科学方法论，并强调其普遍有效性，是其显著特征。王国维早年研究哲学，后来逐渐意识到形而上学虽然“可爱”，但不可信，真正“可信”的是“知识论上之实证论”。其学术基础与史学方法，主要是在西方“知识论上之实证论”的基础上，并承清儒乾嘉考据学的遗绪。胡适是“实验主义的信徒”，曾多次宣称：“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实证以注重事实为其主要特征，即必须验之于事实，强调以科学证明真理。如王国维所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不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拿证据来”。傅斯年强调凭材料说话，即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无不表现出这种倾向。这种注重实证的科学精神，涉及科学方法的问题，因此，他们很强调“研究之方法”，并努力寻找其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点。正如王国维所说，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胡适也意识到：“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它也“决不会感到自在”。因此他们在引入西方实证论的同时，注意到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作了沟通。
自称有“考据癖”的胡适，虽说曾扬言“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对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实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顾颉刚、傅斯年同样如此。顾颉刚说：“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傅斯年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味道，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认为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清代学者因学术的进步，并受到最高统治阶层制定的政治、文化政策的诱引，学问意识极为强烈。在治学方法上，乾嘉学派揭橥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从证据出发，博考精思，无征不信。如钱大昕所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这种以事实为出发点，以求是为宗旨的治学原则，使其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种方法体现了一种实证的精神，在本质上与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彼此一致。由于实证论强调客观“实证的知识”，与乾嘉考据学的重证“求是”精神相契，而其形式逻辑的运用与考据学的分类归纳法也有共通之处，因而二者的结合也就有其基础。在这方面，胡适做的工作尤为突出。他主张在研究中采用一种“实验试验的方法”，认为清代考据家在训诂、校勘、考订等领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与实验主义“圆满的科学方法论”有相通之处，因而将实验主义从假设到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与传统考据学的方法相融会。傅斯年也明确提出史学科学化的主张，认为既须引进“科学的主义与方法”，而整理旧学，“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自然，这种融会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而是更高出一层，即所谓的“源于乾嘉，而高于乾嘉”。
事实上，他们在治学中确也受到清代学者的影响。如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的话，便直接出自清儒。清代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又写《答彭进士书》，他的弟子段玉裁就称此书“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王国维在引述这些话后称道：“要之，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其功固不可没也。”将清人与胡适的话相对照，二者甚至在语言、句式上都是相似的。在方法论层面上，他们与乾嘉学者的联络更是显而易见，由此也造成对现代学术影响较深的是乾嘉学术传统。这种中西方法论的会通，一方面使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易于为人们所认同接受，得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为传统考据学注入了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使传统治学方法中合理的因素与其接续，使其获得了某种近代形态，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活力。而且通过他们自身的史学实践，又大大丰富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
王国维曾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指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而求真与非功利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史学走上自觉的一种标志和反映。如果说，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的话，那么，学术的现代化同样也是学术结构的整体转化，而这种整体转化总是通过局部的转换推进的。王国维等人提出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抨击了中国历来政治与学术混合的传统，他们反对把史学看作政治或道德手段的庸俗功利论，祈望扭转史学与政治的直接关联，建立独立的纯学术的史学，是史学向现代化转型迈出的重要的步骤，并对此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从史学实践来看，也明显地由强调政治性、功利性而转入强调求真、注重学术性。坚持“求真”原则，反对功利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一些史家的共识。
在这股学术思潮中，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甚至连一向十分强调以学术经世的梁启超，这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提出了“求真”与“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指出以往我国史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认为在此之外，不应当有其他“更高更美之目的”，今后作史者，应当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主张建立新的史料观念，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作纯客观的研究，对以往的史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强调学者治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指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梁启超以“善变”著称，所谓“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转而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旨趣进行了批评，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认为任何学问都要学以致用，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而不能只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此时他论学与用的关系，主张“征实传信为体，以益世明道为用”。这其间一波三折，固然与梁启超复杂“善变”的特点有关，但他一度高倡“求真”与“为历史而历史”，可见当时这一思潮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度。而他之一变再变，则深刻说明这一问题内在的理论纠缠，并预示着其解决还有漫漫之路可行。
求真与非功利主义企求摆脱现实政治的羁绊，追求学术的独立发展，但是，想摆脱却未必摆脱得了，外界的因素、条件始终制约着学术的发展。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史学还是史家，是不可能完全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对处于历史巨变中的近代中国社会来说，尤其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此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便说明了这点。在国难深重的关头，那些主张“求真”的学者也发生了转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叫嚷“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为了驳斥这一滥言，傅斯年联络几位学者，奋笔撰写《东北史纲》，以史实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该书并由李济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考，成为“李顿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历史证据。此后，他又与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撰文声讨日寇侵略，反对妥协投降，制造抗日舆论。在此前后，顾颉刚也表示：“本来我们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在1933年底《个人计划》中，又说：“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因此，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征求大鼓词和剧本，编写抗日的通俗读物，以唤起民族意识，同时组织创办《禹贡》半月刊，注意边疆问题。其研究重点也由上古史转向边疆史地和民族史，并认为这是继鸦片战争后边疆史地学之后，“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在《致傅斯年》（1935年10月23日）信中说：
“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一改“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治史旨趣，提出了“所学必求致用”的口号。他说：“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认为以今日所处地位的危险，评定学术“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遂激起一班学人跳出空疏迂远之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在《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中又说：“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又说：“士居今日，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实居重要之一。”正如童书业所说：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国家受外辱凌逼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顾颉刚等在积极宣扬民族主义的同时，仍然坚持了对学术真理的理性追求。在《致胡适》（1935年9月4日）信中说：“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病，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其目的是希望“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九一八”事变不但改变了远东的政局，不仅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被打断，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进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打断了沿着求真之路向前发展的这一行程。顾颉刚曾指出：自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而战争却把中国的学术工作拖后了20年。应当说，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设想，如果这一进程不被打断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无疑会有进一步长足的发展。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抗战以后，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衰落，并不仅仅是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梁启超在1926年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即已批评了这种倾向。此后抗战的现实固然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而从学理上说，学术本身的发展也有一认识深化的过程。从这方面说，与求真和非功利主义思潮包涵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也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