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占有很大的比重，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政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所谓法国革命“杀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并断言：“法民既成功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陈天华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并进而分析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二为“国民革命”。前者多出于个人野心膨胀，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后者是国民“出于责任心”，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的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性交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民众中起了极大的教育鼓动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宪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学术性与求真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构筑其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以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傍，“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的内容所作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褊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此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的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却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的议论，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曾经经历曲折的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
求真与非功利主义
中国的史学观念，自古以来以经世明道为主，然而到了20世纪初，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受到冲击。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之后，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股鼓吹“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思潮。这一新思潮的形成，有一逐步酝酿的过程。较早提出的是王国维，此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都相继而起，前后接续，在史学与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文化潮流。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提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针对当时学术界的情况，他有感而发，说：“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他认为，那些人如果想谈政治，那“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不必将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学术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真理，而“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故学术研究应超越利害关系之外，而不当视为道德、政治之手段，如专重一时之功利，“求以合当世之用”，有时反而会自失其价值。由此出发，他主张学术应当超然于政治、社会之外，追求其自身“独立之价值”。
此后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无”说，对学“无有用无用”的观点进一步作了阐发。文中开宗明义地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针对当时学界“有用无用”的争论，他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进而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