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为一门探索社会体系发展和作用规律的学科，就其精神而言，与历史学是一致的。虽然两者的侧重各有不同，一为当代，一为过去，但其研究的依据都是历史事实，目标也十分相近，即都以人类社会的生活为考察对象。故其一经产生，即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其理论和方法也被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它自传入之日始，便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严复翻译的英国甄克思著《社会通诠》，本身就是一部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各种形态的发展史。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蛮夷社会（亦称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三种历史形态，并对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及其制度沿革做了论述。章太炎在1902年7月致梁启超的信中也曾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其时章太炎方译毕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可见他在研读和翻译社会学书籍时，已将之与通史的研究编写结合起来思索了。他的《訄书》中，有不少史学论文便是运用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写成的。这种情况表明，由于社会学内在的某些历史学属性，加之中国知识界素有重史的传统，使之很容易被人引向历史学领域。
西方社会学对我国近代史学的影响，首先在于其所宣传的社会进化理论，以及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解释的民族史观等。自严译《天演论》出，一时新史家几无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今胜于古”数语作为认识历史上各种事变及民族斗争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倡导的实证方法、比较历史方法（包括世界各地各族社会的横向比较和纵向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广泛吸取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主张，也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重视。如章太炎指出，斯宾塞在社会学研究中，往往能从探讨一些语言的起源及其初义下手，而得到重要的发现。这是因为“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在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主张借助现代语言学知识考史。严复则更多地注意到了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如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又谓：“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这种认识，在当时确是比较深刻的。
可见，尽管社会学理论本身并非针对史学专业提出的，但却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理论更新，及其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20世纪初起，在“新史学”思潮逐浪兴起的过程中，西方近代史学专业理论也开始输入国内。至其输入的途径，则大致经历了由日本间接输入为主到直接由欧美输入的转变。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了据日本近代史学元老坪井九马三（1859—1936）《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1839—1931）、浮田和民（1859—1945）等人有关论著编译的《史学概论》，简述了近代史学的目的、定义、研究法及其相关学科，并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之先河焉”。指出了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建立中国“新史学”的引导作用。
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更大的是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此书凡八章，博采西方史学名家之说，较系统地概述了近代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颇得时人好评，留日学生竞相译介入国内，仅1903年间，此书汉译本据广告即有六种之多。还在《史学原论》汉译本出版之前，章太炎就托人购求，以为“于修史有益”。汉译本出版后，闽学会及《苏报》、《游学译编》等刊物纷纷登载广告，称其“博引泰西学说加以论断，溯委穷源，语语精确，洵为不磨之论……有志史学者，一读是编，增长史识必不少也”。有的还认为其于史学宗旨“阐发无遗，其中蕴奥，能一取而观之，亦可以定读史之方针矣”。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也在《汉声》、《学报》等好几家刊物上被摘译登载。这股史学专业理论著作译刊热的出现，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史学的输入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并直接启动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步伐。
如作为“新史学”理论宣言的梁启超名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便明显地受到上述著作的影响，《新史学》中关于历史学性质、社会历史进化运动方式等问题的论述，尤多取自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而这类史学概论著作中有关近代史料分类、收集、鉴别和考证方法的介绍，以及有关运用语言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辅助手段，和在历史研究中注意纵横（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比较观察等论述，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了解。其中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19世纪中叶以后，地理环境论被人们广泛地用来解释世界各地文明消长的原因，中国史学界对这种观点的吸收，有不少便来自于此。汪荣宝《史学概论》称：“纬度之高低，地质之新古，海岸线之长短，河流之横直，大陆之于半岛，高原之于平原，皆于其国民之精神现象有非常之关系。文明之所以起源，国家之所以成立，胥由于此。”另一本当时颇为流行的教科书《新体中国历史》还引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观点，论述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说：“带之寒热，地之高下，无一不关历史之发达……文明必起源于温带，国家必成立于中原。海滨国民多进取气象、独立思想；平原国民多保守之气、独尊之习；富火山地震之人民多迷信势力，而宗教之发达较科学为大；富天然景象之人民多想象理性，而美术之进步较科学为多。所以然者，盖因地理影响于历史上物质之文明、精神之文明，而遂成历史地理之公例也。”这里，尽管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倾向，但提出地理等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较之于仅从帝王将相的意志或“上帝精神”中去探求历史变化原因的旧史观，眼界毕竟开阔多了。
其时由日本输入而对中国史界影响较大的还有“文明史学”。流行于日本明治初年的“文明史学”，是一种直接受法国基佐（FrancoisPierre GuillaumeGuizot，1787—1874）和英国巴克尔（Henry ThomasBuckle，1821—1862）文明史著作以及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启发而形成的日本近代早期史学，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1834～1901）和田口卯吉（1855～1905）。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激烈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这是“试图掌握日本社会史和文明史的沿革，为最初有系统地抓住主要问题来研究日本历史的创举”。日本文明史的一些著作在19世纪末便开始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02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对此更作了专门介绍。与此同时，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1901年普通学书室译本）、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刘陶译本）、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译本）等日本文明史著也纷纷在国内出版，并受到新学界的好评。
当然，20世纪初年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专业史学理论的输入，就内容而言，尚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从新史学的实践上看，也多局限在更新一般史学观念（包括历史观等）与编纂形式（如章节体）方面，而非对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把握，故总体上仍处于草创阶段。
三、现代史学意识的觉醒
这种情况，至新文化运动期间才有了相当的改观。其时西方史学的输入，不仅规模上迥非前者可比，且从事者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史学列为经常性计划，如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人才。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学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兰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20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等专门训练。30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Von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LvanovichLvanov，1878～？）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这些，都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特别是提高西方现代史学引入的专业化层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鉴于20世纪初年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大多转贩自日本，且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较为庞杂无序，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格利曼（EdwinR.A.Se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Ch.Seignobos）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五四时期输入国内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除马克思主义外，影响最大的厥为实证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实证史学是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创导人为法国的孔德，经法国史家泰恩（HippolyteA.Taine，1829—1893）和英国史家巴克尔的运用阐扬，影响益大。其基本主张，在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的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趋势。后来，不少人又把强调原始资料发掘和史料史实考辨的德国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客观主义史学也归入了实证史学的范畴。应当说，实证史学自20世纪初便已通过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节译本及日本的一些史学概论著作传入中国，其有关寻求历史因果律和注重人类文明史研究的观点，尤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至于兰克学派的史学方法，当时虽也有零星输入，却反响不大。而五四时期传入的各派实证史学，则大多倾向于后者。
如法国实证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所著《历史研究法入门》，在未有中译本之前，便被胡适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重要参考书。1926年，该书中译本《史学原论》（李思纯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书中强调，其所注重，本非“空泛无际之历史哲学”，而在为治史者提供一套合理的史料和史实考证方法，以求得历史真相，并对孔德、巴克尔等人认为历史受理性“定律”支配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说：“以世界事物均受理性之支配，遂发生人类乃连续而必定‘进步’之学说，此虽被实证哲学家（Positivists）所采，然亦纯然为形上学之假定耳……历史事实之研究，终不能指出一种‘简单的’普遍继续之人类进步。其呈现于吾人之目前者，仍是若干局部偶然之事实外，更无所谓任何之理性，足以显示属于人类全体恒久不易之因果。”故全书大部分论述都围绕着史料文献学的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