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历了戊戌政变的惨痛教训，改良派和立宪派却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只能走君主立宪之路。特别是当清廷迫于形势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后，更对这股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使立宪史的编译在20世纪初年显得相当活跃。这一时期的宪政史编译和讨论，大多集中在英、日、德等君主立宪国，而尤以英、日为盛。因为在改良派人士看来，“英国为宪法政治之祖国，凡世界立宪国皆于此取法焉。然则研究宪法，莫要于英国。虽然，英国之宪法，非人力一时之制作也，而自然发达逐渐成长者也。故必寻其起源变迁发达，乃能究英国宪法之真相，故宪法史为最要矣”。至于日本，尤足为中国立宪之楷模，《新民丛报》对《日本国会纪原》的介绍便力称该书记日本国会设立过程“至详且备，译者以其可为我国前车之鉴，译以饷我国人。我同胞有希望宪法者乎？诚宜亟览此书以为借鉴也”。一些立宪派人士不仅希望通过立宪史的编译宣传其政治主张，还试图以此影响清最高统治集团。如1903年张謇访日归国后，十分钦羡日本维新以来取得的成功，特出资译印《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分送各界人士，并托人密送入清宫，足见其对编译出版立宪史著的重视。不过从当时众多的立宪史编译著作看，除了在材料和某些史实的叙述方面较前略有深入具体外，其观点仍基本停留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水准，并无多少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各国革命史和独立史编译。这些著作讨论的主要是欧美近代民族国家建立或革命史，也有少量为亚洲国家的反侵略战史。如《泰西革命史鉴》（译书汇编社本）、《美国独立史》（译书汇编社1902年章宗元译本，［美］姜宁著）、《美国独立战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译本）、《美国独立史别裁》（群学社1906年清河译本）、《美利坚自立记》（载1901年《杭州白话报》）、东京支那青年会编辑部编译的《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法兰西史》、《佛（法）国革命史》（上海人演社译本）、《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载1903年《游学译编》）、《意大利独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初张仁普译本）、东京留学生译述《义大利独立战史》（此与上书均据同一日文著作编译）、《意大利建国史》（上海一新书局1903年译本）、《苏格兰独立志》（通社1903年穆湘瑶译本）、《苏格兰独立史》（商务印书馆《历史丛书》本）、《荷兰独立史》（载1903年《江苏》）、《希腊独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秦嗣宗译本）、《葡萄牙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译本）、《俄国革命战史》（上海人演社1903年译本）、中国同是伤心人译《飞腊滨独立战史》、《菲律宾民党起义记》（载1901年杭州白话报）等。通过这些外国革命史和独立史的译作，晚清革命派极力阐发以革命救国的思想。如《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兴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外国革命史，乃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
在他们看来，近代西方各国风起云涌的革命独立运动，无一不是封建专制统治压制民权激起的，专制统治“欲民之帖然就范，非束缚自由、抑制民权不可。岂知民既呼吸十九世纪之文明空气，民权自由之理了然于心，安肯受暴君污吏之压制乎”？当封建贵族依仗世袭特权专横跋扈，鱼肉百姓，平民痛苦无告，必然铤而走险，“是以法之革命起于前，希腊之独立继于后，普鲁士、奥地利、波兰、法兰西之乱接踵而起，至是遂有义大利之独立战”。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历史发展之大趋势，它可以“破封建之遗习，灭专制之恶政，以树民主平等之新旗帜”。他们举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它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使“十八世纪之旧天地，一跃而入十九世纪之新乾坤，使世界文明史上作一大段落，实振古以来之大变革也”。并大呼：“今日世界中，有久困于专制政体之下，而急思脱离之者，法之国民导其先河矣。”要求走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史编译著作看，对外国独立史的介绍显然要较革命史为多，这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当时的中国，不仅在列强侵略下，处于国土日削，主权沦丧的境地，且国内的清廷贵族统治还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压迫倾向，这就使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显得异常突出，并决定了不少人对近代美国、意大利、希腊、荷兰式的民族独立革命较之法国式的共和革命更感兴趣，认为争取民族独立对中国更为迫切，也更能取得一般人的同情和支持。就当时的革命派来说，虽然大多赞赏法国革命，但在具体行动中，往往更倾向美国式的革命，他们心中设想的建国方案也多以美国为准式。如秦力山在《中国灭亡论》中曾称美国“血战七载，卒得独立，为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国”。其后在《革命箴言》中，于政治革命也只举美国革命。邹容《革命军》列举“革命独立大义”时，也主张中国将来宪法、自治法律及各种制度“悉照美国”办理。这显然都与上述原因有关。
不仅如此，围绕着中国政治变革的未来走向，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外国史研究和讨论在观点上分歧甚大。当改良派在立宪史著作中极力鼓吹君主立宪时，革命派便对其作了严厉批驳。宋教仁在《日本内阁更迭感言》中认为，日本只是名义上的立宪国，由于一些藩阀和军人在明治尊王倒幕中建有殊勋，其政治实权长期掌握在萨摩长州系的政客手中，其宪法也多体现了这些人的意志。他还批评了英、德的君主立宪制，认为英国在1911年通过“限制上院否决权法案”之前，其国会“理论上不能不以贵族为统治权总揽者之一部分。贵族者，国家之特别少数阶级，以少数阶级而统揽统治权，其不符于民主的精神，莫此为甚。”对德国，他在1906年翻译《普国官制》时便指出，其制度“盖纯然与专制国无异也”，根本不值得仿效。与此同时，他还作有《清太后之宪政谈》、《钦定宪法问题》、《宪政梦可醒矣》、《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等文，对清廷的假立宪作了无情揭露。
同时，改良派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也对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作了基本否定。如梁启超在1902年编的《罗兰夫人传》中便称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其事最相类”，“惟其国民幸福之结果则两国绝异。英国革命之后，则宪政确立焉，民业骤进焉，国威大扬焉；法国革命后，则演成恐怖时代，长以血迹污染其国史，使千百年后闻者犹为之股栗，为之酸鼻”。并由此得出结论：“故以无公德无实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之破坏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国脉也。”他还大发感叹说：“呜呼！有读《罗兰夫人传》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义者，当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其在下位者、持进取主义者，当念民气之既动而难静、民德之易涣而难结也如此，苟无所以养之于平日，一旦为时势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国于孤注一掷，则必有如法国当日互相屠杀，今日同志，明日仇，争趋私利，变成无政府之现象。”这些话的用意十分明显，即既要以法国革命的流血恐怖来警告清统治者赶快实行立宪，以免噬脐之悔，又想阻止“在下位者”的革命。对于这类论点，革命派指出：“为此说者，殆全无独立之性质，恶享自由之幸福者也。平心而论，此革命之目的，在扫除封建余习，打破门阀之积弊，抱平等主义，组活泼之社会。法民此等目的，就直接观之，当时固仅达其半，然法之所以能确立于世界上者，实以此革命为之母，则其功固伟甚矣哉！”有关外国史的讨论和争论，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世界和当代社会的认识。不少人读了外国史编译著作后，思想大受震动。有的说：“吾尝读意大利独立史，而惊其局缩于非种专制之纛下，而且破坏且成立，以图再造古罗马之光荣。”有的说：“斯拉夫之墟波兰，盎格鲁撒逊人之殖民印度，其前鉴也。植天赋人权之因，结革命自由之果，美利坚之脱英羁绊，德意志之湔法仇，其可师也。国不能自立则覆，人不能自立则灭。支那而不自立也，则波兰我、印度我；支那人而自立也，则美利坚我、德意志我。”由此可见这些外国史著在鼓动人们奋起救亡或革命方面确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二、取法欧美，当进探乎“学理”
由于20世纪初年的外国史编译，是伴随着其时资产阶级“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运动展开的，故其内容除了一般世界史或国别政治史外，还把眼光扩大到社会文明史和学术史等方面，并力图从“学理”的角度探讨欧美、日本各国制度及其富强之道。如当时专门登载译著的留日学生刊物《译书汇编》便指出：“近日上下倡言，孜孜于理财兴学、整军经武、设警察、订邦交，概以言之，非即所谓改革行政乎？于是朝野之有志者莫不知宜取法欧美、日本之制度似矣。然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其各种之经营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者，盖几经彼国之钜儒硕学朝夕稽以得之真谛也。日本明治维新之初，钜儒中之有功于国家者，若加藤氏、福泽氏，间尝读其书，考其事，莫不以‘学理’倡导天下，诚使此理贯彻乎朝野，则游刃有余矣。我国维新先于日本者几三十年，一则若断若续，一则一往直前。推原其故，未始非‘学理’解否之别也。今则时机不可再逸也，覆辙不可重蹈也。”据此，他们主张积极译介有关欧美、日本最新“学理”之书，以“输入文明”，“遗饷海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其时出现了不少像《泰西民族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欧洲文明史》、《政治进化论》、《英国外交政略史》、《泰西教育史》等偏重于探讨西方“学理”沿革的译作。
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西民族文明史》中，于欧洲近代就着重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直至18、19世纪的社会文明进步情况，包括其科技发展，蒸汽机、汽船铁路、电气的发明运用，以及商业、银行等经济活动。罗孝高译述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则分学术思想、政治、军政、外交、财政、司法、宗教、教育、文学、交通、产业、风俗十二编，论述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欲以见“日本维新之真精神”而求“通其体而达其用”。赵必振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还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风潮日急，竞争日烈，有所谓西洋主义、欧化主义、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实利主义、平民主义、国民主义、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模仿外物主义、崇拜外人主义、国粹保存主义等，互相冲突，举国淆然。而社会内部之情形，亦因之而大变……一切关于社会者，莫不受其印象而进步，而改良，而摧锄震荡，而廓清其旧来之习惯，以与万民更始焉”。强调了社会思潮和学术观念变动对现实的巨大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国史译著对西学的介绍还显示出某些专题化的趋势。如经济方面有《欧洲财政史》、《德国工商勃兴史》、《万国商业历史》等。《德国工商勃兴史》的编译者鉴于近代德国的崛起，“尤以工商业之进步速力为大”，故书中不仅叙述了其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且从德国的民族特性、教育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讨论了其勃兴的原因。有的认为，“中国之贫弱由于理财无术，则经济之于中国诚为先务之急矣。然不明次序原委，更从何处着手？故钻研理财学者，不可不先明其历史”。试图通过《欧洲财政史》等史著的译介来推进对西方财政学的认识。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向人们介绍了西方16世纪以后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后，还指出：“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亡，胥视此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西方近代经济理论及其作用的敏感性和自觉度。在哲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也出现了《东西洋伦理学史》、《泰西学案》、《历史哲学》（［美］威尔逊著，罗伯牙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印本）等译著。特别是梁启超，1901—1902年间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近代学者霍布士、卢梭、颉德、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边沁、康德及其学说的文章。
他指出，学术乃影响人类历史最广泛和最深远之“势力”，“我国民置身于全球激湍盘涡最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新之有道，必自学始，彼十六世纪泰西学界转折之一大原，虽以施之今日之中国，吾犹见其适吾用也”。在《霍布士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诸篇中，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西方近代学术的初步比较，批评了当时中国政治上的专制落后、思想上的闭塞和科技落后，极力主张“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
即便是一些外国政治史的编译著作，也较重视介绍西方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如《法兰西革命史》便对启蒙时期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学说作了一一叙述。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和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还对兴起不久的马克思学说做了简略介绍。至于专论东西方近代国家制宪史和政学史，以及涉及这方面“学理”的外国史编译著作，当时的数量更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