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权威与服从关系调控利益秩序这个重要的策略问题，有人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分类的观点，来说明权威的策略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威的形成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依靠血缘关系或者世袭等方式所形成的传统型权威；第二类是依靠个人非凡气质或者才能的感召力所形成的超凡魅力型权威；第三类是依靠法律的程序和理性的选择所形成的合法性权威〔12〕。对于这种分类方法，我们客观地评价，应该说它对权威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在现实政治中，通过这三种途径，是否就可以说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保证具有了权威，我认为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我们还需要做科学的深入的研究。首先，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仅仅只是探讨了权力或者权威来源的某些途径，即使如此，也未必全面。除此之外，通过革命获得权力或者权威的途径，马克斯·韦伯就没有论证。可见，马克斯·韦伯如果不是害怕革命，就是反对革命。其次，作为西方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不应该不知道，不论是通过哪种途径获得权力，而要达到具有权威的地步，对于任何掌权者来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艰苦路程要走。他不应该混淆权力与权威的关系。再次，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斯·韦伯的三种分类，仅仅是从约定俗成或者说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权力或者权威问题的，而这只是静态的研究。而权力或者权威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所谓动态，就是拥有权威实行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把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威来源的观点奉为圭臬，那至少可以说是幼稚的。我们应该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研究了建立和拥有权威与服从关系的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权威与服从关系的建立和巩固的策略问题。
对于政治主体来说，策略问题属于政治活动规律的内容之一。而对于政治活动规律，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论述。这里，我们单独研究建立权威与服从关系的策略。但是，策略是一个特别复杂多变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力量对比和政治集团成员的主观认识等方面，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策略都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否则，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说：“策略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一天内情况发生了24次变化，我们也需要变换24种策略。我们的策略随敌人的行为而变化。”〔13〕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14〕既然如此多变、如此灵活，那么，策略能不复杂吗？虽然策略具有复杂多变性，但是，只要勤于和善于实践和观察，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策略的一些基本点的。
那么，从政治调控的角度出发，政治控制主体建立权威与服从的关系，一般会运用那些策略呢？根据对大量政治史实的研究，我认为大致如下：
第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教化先行。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以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和艺术等理论形式为表现。中国有句古训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根据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历代统治者都将它奉为法宝。因此，当他们一旦获得权力，首先，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在意识形态理论上进行教化。其表现为：一是宣扬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要么说自己的权力是“君权神授”，如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农民起义的首领们莫不如此；要么说自己的权力具有合法的正统性，如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政权即是如此。二是宣扬自己权力的科学性，如资产阶级以“自然法”的“人天生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理论为基础，来宣扬其通过人民“契约”获得权力的科学性。三是宣扬自己权力的先进性，把自己的权力要么说成是大多数人利益的体现，要么说成是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历史上的革命、改革，甚或政变政权大都如此。当然有一些是真正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的，而有的则未必。四是宣扬自己权力的整体性，例如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往往把其权力的获得与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命运挂起钩来，以获取支持。同时，每一个政权都要宣扬其权力的行使旨在为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服务，以此标榜其权力的不可动摇性。总之，通过上述策略，政治控制主体力求在全社会建立起威信和威望，以换取人们的服从。历览古今中外的政治史，政治权威在意识形态的理论统治策略上，概莫能外。
第二，权力机器的协调运行。政治权力的本质是对社会各个主体的支配力和强制力。而这种支配力和强制力则是依靠国家机器特别是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的活动实现的。因此，当某个政治主体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它就要以国家机器的活动来实现其权力的支配力和强制力，从而使人们对其调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予以服从。这是以权生威。但是，以权生威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事，而是有关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需要巧妙地运用策略。那么，策略是什么呢？政治实践的经验表明了如下几点：一是掌权者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无情地镇压敌对者的反抗和破坏；严厉地惩罚破坏其社会的合法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的敌对分子。这不仅为了清除政权的敌对势力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势力，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以达到迫使全社会服从的目的。二是掌权者通常巧妙地把自己的利益转化为一种普遍利益的形式，然后利用权力机器的资源，来领导各个阶级和阶层组成广泛的强大的联盟。依靠这样雄厚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对其不得不望而生畏。于是，掌权者以此达到了以权生威的目的。三是在对外活动中，掌权者一方面以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者的名义，利用其掌握的军事力量粉碎和抗击一切对其政权进行侵略、干涉和破坏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以世界和平维护者的姿态出现，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与可能争取到的一切国际力量建立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使其拥有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宽松的国际环境。如此一来，掌权者可谓一举两得，既以其强大的国防力量在国内外产生无比的威力，又以其崇高的国际地位获得威望，从而使人们不是服从，便是屈从。四是掌权者为了巩固政权和赢得可靠的支持，对其内部的腐败分子和变质分子，利用监督机器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毫不手软的清除和制裁，给人们和社会树立一个该政权服务社会，追求清正廉洁的形象，从而获得威信，赢得支持和服从。这些策略，虽然会因条件不同而适用不同，但其基本内容是符合建立政治权威的策略的。
第三，权威树立，以实惠取信于民。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政治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地自然形成的。实践是什么？从政治上讲，就是掌权者运用权力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利益的行动和现实。能否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以此取信于民，建立权威，让人服从，这是关键。正如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15〕管子言：“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民归之。”〔16〕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都以此问题为转移。那么，如何给予实惠，取信于民呢？其办法大概如下：一是总体上扭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中心紧紧不放，并以此为旗帜和口号，一方面充分利用政权宏观调控的优势，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来使人民以不可估量的积极性，创造出丰富的、高质量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这样做既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又转移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无事生非的视线。二是抓好时机，用好时机，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在1942年曾经批评那些不懂得共产党政策和策略的人、那些脱落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时说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7〕邓小平说得更加明确，他针对1989年的特殊情况，认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是抓好机会，“做几件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8〕三是体察民情，从民之欲。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民情。”〔19〕明代第一权相张居正说：“治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20〕当国家实力不强时，即奖励人民耕战；当民力贫弱时，与民休养生息。这样，利之所在，民必归之。例如，肖克在《伟大之所在》一文中回忆毛泽东时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夏季的一天，延安的新市场传出一个消息，说前几天有个人被雷电打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当场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骂毛泽东。保安处想逮捕此人，毛泽东不让抓人，而是深入分析其原因。经过深入了解，得知问题的症结是由于当年边区政府的赋税使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这是边区政府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不周所致。于是，党中央立刻决定，在边区实行减租减息，紧接着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结果，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了〔21〕。四是战则必胜，赏罚必行。例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南方首领孟获，运用奇计异谋，七纵七擒，所战皆获，为汉夷皆心服。再如，建国初期，对于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腐败分子的依法处决，全中国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从而更加信服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以上几点，可以说是利用权力，治理天下，取信于民，获得服从，拥有权威的有效办法。这也即是达到了中国古代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社会效应。
第四，利用权力，塑造精神，建立权威。在前面，我们说到，权威是一种让人信服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通常是通过人的内心世界的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有时也以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当某种精神一旦融化到人的血液里，它就会通过人们的行为，变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人们常常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如此，高明的政治统治者都不先以力服人，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这即是除了上述所说的意识形态教化之外，就是利用权力，塑造精神，去训诫人们服从。其策略大致如下：一是利用人们对于信仰需求的天性，把政治统治需要的精神宗教化；二是利用权力在一切有可能的领域将自己推崇的精神大众化。其具体办法要么是灌输，要么是渗透。例如，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将儒家文化不断地传播和灌输，制造精神权威，来让人们服从。三是人为地制造精神冲突，通过心理战不仅削弱对方，而且对于本方也制造了心理控制的合法性权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双方互相不断地进行心理战，其目的不仅在于相互破坏对方的精神和心理，而且为控制自己的阵营提供了合法的权威性。四是利用权力对自己需要的人物和行为精神化、偶像化。例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即是如此。五是进行精神欺骗或者诱惑，来安慰人们以使其服从。例如，三国时期，曹操的“望梅止渴”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了。通过上述几点，政治统治者以自己所塑造的精神，或者在现实中把某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优良素质采取夸大的办法，或者采取蓄意塑造历史上某个人物的办法，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来获得人们对于他们的权威的支持和服从。
上述策略，可能与政治斗争的其他策略有关系，或者说是政治斗争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就建立和拥有权威的策略来说，从理论的高度看，它们是互相联系且紧密配合的。从政治实践的艺术来看，一方面是政治统治者如何既巧妙而又及时地把口号和精神变为行动，来形成精神和行动相统一的权威，以使人们服从。另一方面则是根据情势的变化，或者是把各种不同的手段结合起来，交替使用，或者是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最终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其权威，不得不服从其权威。
由此可见，政治权威的建立和拥有绝非易事，它是政治主体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和力量对比关系及其主观努力而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自我吹捧起来的，更不是依靠他人的大树乘凉式地建立起来的。靠他人人为地吹捧起来的或者无功受禄式的所谓权威，即使不是短命的，也常常是处于内心空虚或者风雨飘摇之中。历史的教训不胜枚举，勿需赘言。
六、权威、服从与利益秩序的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