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默察民初政治，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华民国约法，有责任内阁之制，而当时普通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政府”。蔡锷是具有这种民族心理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留学日本又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要致富强，必须集权，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临终遗言，反映了这种思想，“少慕东邻强盛，恒持军国主义，而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他把袁世凯视做大有为之君，想辅佐袁世凯、依靠袁世凯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所以拥袁不遗余力。但不久，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破灭了。
(三)对袁的失望和不满(1914年10月——1915年8月)
1913年10月，蔡锷帮助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后，辞去滇督，请调入京办事，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入京为蔡锷夙愿，早在这年6月，他在《复梁启超电》中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要政，并与各方面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所以他到北京后，安于职守，尽心工作，积极研究军政要事，向袁世凯提建议，“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每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况、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处理”。蔡锷为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袁世凯对蔡锷的才识确实也非常欣赏，但他毕竟非北洋系，所以对他并不十分放心。袁曾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袁让蔡担任了那么多的职务，待遇十分优厚，但皆虚职空衔，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特别是让他这个着名的军事人才到经界局任职，主持全国土地的丈量工作，更为用非所长。不过，袁世凯确曾想重用蔡，让蔡对北洋系进行改造，先任其为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任为陆军总长，以取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削弱北洋诸将的权力，确立一支直接效忠于袁氏的袁家军。这个计划后因北洋派内部的不一致而作罢。蔡锷对袁世凯有着一定的感情，认为“主峰(即袁世凯，下同)待锷礼遇良厚”，对袁感恩戴德，一心一意地为袁办事。
蔡锷对袁世凯开始怀疑、产生不满情绪始于1914年10月。在此之前后，袁世凯对内镇压了革命民主势力，废除了《临时约法》，解散了议会，确立起军阀专制政权，为所欲为。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连选连任无限制，下任总统的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提出，袁世凯不仅可做终身总统，袁氏子孙还可做世袭总统。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总理名为国务卿，任命其盟兄——前清遗老徐世昌为之。其他如官制、官名等，也大都恢复或接近旧制。此时的中华民国，已仅仅是徒有其名了。对外方面，袁世凯一味妥协退让，丧权辱国。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蔡锷积极向袁建议，借此机会向德国说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由中国陈兵驻守。袁世凯没有接受。不久，日本借口对德参战，准备出兵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湾。蔡锷再次向袁建议，中国应该派兵加入青岛作战。袁还是不听。蔡锷再也沉默不住了，1914年10月2日，在参政院第十五次常会上，他与梁启超相配合，对袁外交方针提出严厉地质问。他说：日本“趁此时机，借青岛问题与德开衅，占领胶济铁路”，“恐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试问我政府何以自处？”，“中国处此时代，较庚子、甲午及光复之际，尤加十倍危险，如处今日之中国，欲谋国家之保存，外交既不可恃，惟有全仗己国，现提出之质问书，自是毫无疑义。至于军事、财政究竟如何筹备，万一日本以山东为第二之南满，施行其大陆政策，政府究竟如何对待？”
这是蔡锷拥袁以来对袁世凯的第一次不满，说明他对袁开始产生怀疑。但从此时到次年8月筹安会发生前，他对袁“还没有即起反抗的念头。他们对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有两件事还可以说明：一是1915年5月袁世凯屈从日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表示极大愤慨。袁世凯则对蔡虚与委蛇，慷慨陈词应付他。蔡锷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了这一段故事，“主峰曾语兄，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而蔡锷不像过去那样轻易相信袁的话了，“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二是6月蔡锷上书袁世凯，建议开发云南矿产以维利权，“将来欧战平息，恐各国接踵而来，名’省矿权必为众矢之的，而云南一省尤为岌岌可危者”。他建议仿前清办法，专设滇省矿务大臣，以重其任；国家专拨经费，以厚其力；地方招集商股，多渠道集资，这样“既可保滇省之利权，亦可纾中央之财力，上于国家，下于地方，两有裨益”。蔡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也引起袁世凯等人的注意，“兄昨上书主峰，请派员集资千万，督办滇省矿务，已蒙批交财、农两部。农部极力赞成此意”。但蔡锷主要意图还不在这里，离开京师之念蒙发于胸，“万一无人任此，兄亦愿告奋勇。盖滇中矿业实有把握，较之茫如捕风之经界，殊易施展耳”。他已经不安其位，与袁世凯的离心力已经产生了。
(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倒袁(1915年8月——1916年6月)
蔡锷走上反袁道路，始于1915年8月筹安会的成立。蔡锷拥袁，是有一定条件的，那就是依靠袁世凯，实现文明专制，改良国家，建设国家，使中国逐步走上富裕道路，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为此，他不惜充当了袁氏专制的清道夫。但他虽然拥护袁世凯集权专制，但决不允许其恢复帝制，确立袁氏的家天下。筹安会的成立，是袁氏帝制自为的一个信号，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感到受了袁世凯的愚弄和欺骗，业已产生的离心力使他决然与袁世凯决裂，走上反袁、倒袁之路。所以，筹安会宣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匆匆忙忙赶往天津，与其恩师梁启超共商讨袁大计。蔡锷愤愤地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蔡、梁还具体商讨了讨袁、倒袁的方略，由梁启超撰写反袁文章，打出反袁旗帜；由蔡锷秘密联络旧部和其他反袁力量，准备待机军事讨袁。为了迷惑袁世凯，蔡、梁还装出师徒分家的样子，蔡锷在京师继续拥袁。8月25日，他约集将军府12名高级军官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带头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者”的题款下写上自己的名字。尽管如此，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10月14日，当袁“风闻云南人云，有重要人物密电该省，唆使人们反对帝制”，用的是“经界局关防”名义时，立即派军警突然搜查了蔡宅。由于蔡锷早有准备，袁一无所获。
经过长时期的秘密联络和准备，蔡锷和云南旧部及部分国民党人(主要是欧事研究会)在讨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秘密运动进行。10月下旬，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紧锣密鼓，愈演愈烈。蔡锷看时机渐趋成熟，就以喉疾就医为名，连连向袁请假，先后离开北京、天津，到日本就医。而一到日本就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经上海、香港、越南，冲破一切险阻，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
袁世凯利令智昏，不把任何力量放在眼里，12月13日，公然接受帝制，受百官朝贺，定国号为“中华帝国”，立年号为“洪宪”，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举行登基大典，蔡锷等不愿看到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与此同时，云南各界人民对蔡锷的到来给以热烈的欢迎，群情激奋，声讨袁氏叛国罪行，加速了起义的进行。12月25日，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前夕，云南正式宣布讨袁独立，发布讨袁檄文，“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返，愎谏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护国战争爆发后，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进军四川，他全然不顾自己日益严重的喉头结核病，始终坚守在讨袁主战场，以不满万人的微弱兵力，与六、七万北洋军作战，在袁氏被迫取消帝制后继续讨袁，最终取得了倒袁的全面胜利，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为四万万人争回了人格。
“历史现象总是比它的本质复杂得多，人们透过这些复杂的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蔡锷对待袁的认识就是这样，走了一个“∧”字型(倒写∨)道路。但最终得出了理性认识，并英勇地领导了护国讨袁战争，维系了中华民国，维护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蔡锷不愧为近代着名的民主主义战士，其护国讨袁的业绩，永为中国人民所怀念，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九
袁世凯与他的两个亲信幕僚张一麐和费树蔚的关系，也值得一说。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是袁世凯早年亲手发掘出的一个人才。征战朝鲜时李鸿章交给袁一项政治任务，将大院君拘捕到保定软禁，负责看护大院君的总管是正定县知县张是彝。袁世凯与张是彝交往中发现其子张一麐是个人才，将他收罗入幕。起初是一般文案，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张一麐勤奋自律，经常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不足，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一年之中没对幕主提任何要求。往往别的幕僚都入睡了，惟独他还在灯下刻苦用功。这种任劳任怨的作风很被袁世凯看重，遂成为袁世凯的机要秘书。
袁世凯称帝，张一麐百般劝说，说到动情处几乎掉下眼泪。有一次，政事堂会议举行筹备大典，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张一麐站起来大声发言，陈诉实行帝制的各种危害。在场有位武夫对他怒目相视，听着听着就拔出了手枪，要开火。幸亏人称“老狐狸”的北洋灵魂人物徐世昌扯了扯张一麐的衣角，将张一麐带出了会场，才躲过了一场灾难。此后张一麐辞去了他在北洋政府里的职务，与他跟随多年的幕主分道扬镳。晚年张老先生定居苏州，抗战期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着称，很受周恩来的尊敬。
张一麐有四子二女：长子张为宣幼殇。次子张为资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学博士，民国时曾在外交部做过官。三子张为鼎是东吴大学理学士，任职中央信托局(这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一个业务局，主要业务是采购军火和垄断进出口物资的收购，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火采购部)。四子张为璧是辅仁大学理学士，幼年寄养在友人赵椿年家中。赵是进士出身，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所着《现代本草生药学》是我国第一部生药教科书，建国后在北京医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生药学泰斗”和药材学奠基人。张一麐的长女张为珂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夫婿程忠阳一生致力于实业，在着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重庆天府煤矿担任过矿长。次女张为璇，毕业于端方、郑孝胥等人创办的中国公学，建国后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文革”中被迫从北京城搬出，迁居老家苏州吴殿直巷；丈夫刘先生是个工程师，此时也被关进了“牛棚”审查，工资被扣，生活来源中断，每天等米下锅，却没有着落。张为璇自觉丧失了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女儿刘小迁一起撕碎床单上吊自杀，仓促离开了人世。
张一麐有个弟弟叫张一鹏，曾任蔡锷的秘书，是苏州最富的士绅。张一鹏的长子叫张逸侯，笔名满涛，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成为着名的翻译家。译着有《别林斯基选集》《果戈理选集》等。次子张伟如，留学美国，学化学专业，归国后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张伟如有女名叫张万芳，后改名张可，也是一名翻译家兼戏剧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颇有建树。张可18岁时认识王元化，萌生爱情，直到10年后(1948年)两人才在上海慕尔教堂举行了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了一场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娴。王元化后来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国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个《张可女士》的专门章节，称张可是“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
费树尉(1883-1935），字仲深，江南吴江人，是南社领袖，晚清着名诗人柳亚子的表舅。其人幼时聪慧，19岁考取秀才，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能诵，被晚清重臣吴大澂视为奇才，把女儿吴本静嫁给了他，成为袁大公子袁克定的连襟。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费树蔚也进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为袁的亲信幕僚。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张謇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家乡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印刷出版机构。书局所选地址西园，原是一个几近荒芜的园子。张謇是清末立宪派领袖，为配合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不少有关宪政的书籍。费家与张謇交情很深，正好张謇此时也急于同袁世凯重新搭上关系，双方一拍即合，张謇一口答应出版《戊戌日记》，为后人研究袁世凯和戊戌政变留下了一份重要史料。费树蔚曾任过北京政府肃政史、信孚银行董事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费树蔚直言劝谏，未予采纳，遂辞官离去，隐居苏州，购买了曾为唐伯虎故居的桃花坞大街176号老宅，命名“桃坞别院”。与章太炎、张仲仁、金松岑等友人在园院里诗文酬唱，有《费韦斋集》存世。
其子费福熊，成年后改名费巩。1925年冬，费巩娶袁克定之女袁家第(后改名慧泉)为妻，在苏州桃坞别院完婚，结成了一桩亲上加亲的姻缘。婚后不久，费巩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又赴法国巴黎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被竺可桢校长聘为浙江大学训导长，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历史，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多部着作问世。1945年，费巩为保护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统局秘密绑架，关在渣滓洞中，后被投入硝镪池里杀害。
透过张、费两个家族史演变过程中的这些片断，多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近代望族世家的文化底蕴、家教家风、复杂的姻亲关系以及不无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趣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