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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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走向灭亡(5)

1915年4月,梁启超省亲南下,曾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其“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袁世凯置若罔闻。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反对改变国体。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批驳了筹安会宣言。梁启超之文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令勿发表。梁启超不听,且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复派人危词恫胁,梁启超不为所动。发表之后,袁世凯因其在社会上影响太大,派人请严复着论驳斥,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为严复拒绝。严复马上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皆谓“非属此文不可”。严复仍不写。袁世凯“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筹安会明目张胆鼓吹帝制、煽动复辟,违反《约法》,触犯《刑律》,完全是个反动组织,必须予以取缔。因此筹安会成立后,李诲即上呈总检察厅,控告筹安会“叛逆昭彰,动摇国本”,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弁髦法纪,罪不容诛”,要求将孙毓筠等人“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同时上呈内务部,指斥该部根本不应核准筹安会成立,更不应派军警保护“六君子”私宅,玩视法令,故为宽纵。

贺振雄和梁觉亦上书肃政厅,周震勋上书大理院,分别对杨度、孙毓筠等人提出弹劾、起诉,要求司法机关将他们严拿归案,解散党羽,取消机关,以维护国体而杜绝乱源。贺振雄在呈文中写道:“何物妖魔,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现形,利禄薰心,荧惑众听,尝试天下,贻笑友邦!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灭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

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为此特往见司法总长章宗祥,章宗祥答称:“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气得罗文干挂冠而去。

肃政厅亦上书袁世凯,指出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竟“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以致引起“人民惊疑”。近来人心不安,主要是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因此,应将其“迅予取消,以靖人心”。

事情越闹越大,人民起来反对,司法检察机关出来干涉,袁世凯不得不“限制”一下,表示帝制非出于自己主动之意了。于是在肃政厅的呈文上批道:“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实于共和原理毫无识解;迨潮流所至,一旦暴发,更无研究之余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无共和之智识,即居议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彻共和之原理,百不一睹;而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为寒心。恐其于君主原理,犹之初创共和时代之茫昧隔膜。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查考,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硬是扯起“自由讨论”的破旗为筹安会大开绿灯,顶住严惩筹安会头目的强烈呼声。至于什么“界说”“范围”“限制”,不过骗骗人罢了。几天后,他所说的这些又被他抛掷得一干二净。

杨度、孙毓筠等人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且帝制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顾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公然抛掉“研究讨论”的外衣,请求实行帝制。开始,他们想待各省代表到齐后,直接呈请实行;但因筹安会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才改为由代表以公民身份,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再由该院呈请实行。而参政院9月1日就开会了,代表尚未齐集。他们又改变主意,把部分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能不表示一下态度。9月6日,他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说:“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接着一个“但书”转开了话头:“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明确告诉参政院,他的大总统是国民公举的,如果国民多数要公举为皇帝,他也只能服从;国民请愿是正确的,不过他身为总统,主动叫国民请愿改革国体,与地位“似难相容”,说不出口,你们参政院对此要深加注意。不言而喻,这是要参政院利用民意让他当皇帝,把帝制由秘密转向公开。如此之宣言,何异于面授机宜!

总之,袁世凯是要向世人表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赋,又是人心所向。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冠冕堂皇的诡辩,把自己倒行逆施、背叛民国的罪行一笔勾销,于是12日一早,就发表申令接受帝位。申令在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受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他袁世凯只好当皇帝了。

尽管袁世凯“谦逊不遑”,然而尚未做到“三揖三让”,就“当仁不让”,于12月12日下令承认帝位了。

从袁世凯接受帝位的这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式上。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头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不恰当,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

15日,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即1915年12月13日上午9点多钟,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厅中摆设着御案、御座,不知为什么,御座竟放在了御案前面。前来朝贺的有政事堂和各机关司局长以上、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吏,以及京城附近闻风赶来的大员。少数人行的是跪拜礼,大多数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

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以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下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但毕竟做贼心虚,担心人民造反。所以在申令里又威吓人民:“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对于反对帝制者,要“严密访查,毋稍疏忽”。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实行无情的镇压。

袁世凯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讲,说什么“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子孙”。

22日袁世凯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自1916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归文处改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改名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施恩德,以笼络众多军阀、官僚,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从15日起,陆续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共一百二十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还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委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说不出的嫉妒、怨恨,却又无可奈何,被迫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8日,袁下令改原总统府为新华宫。

19日,袁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其实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已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关于筹备工作,他假惺惺地指示各部院,不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务以简略撙节为主”;要“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反璞,轸念民生之至意”。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总数定为五百九十余万元,这里面还不包括帝制的活动费用和袁氏准备登极用的个人消耗,如宝座、冠服、金玉印章、各种铺陈等,如祭天和登极所用的两件礼服就价值八十万元,五颗金印和一颗玉印就价值七十二万元。假使把这些都加起来,则“数在六千万元”。他就是如此的“轸念民生”。

袁世凯登极的处所是故宫的三大殿,太和殿被更名为承运殿,中和殿被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被更名为建极殿。但袁世凯觉得三大殿和新朝的气魄不大相称,一定要重新进行装修。而且规定新朝尚赤,以红色为代表色,屋顶的黄瓦也要换成红瓦。殿内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工程费一项即二百多万元。

承运殿内设有御极宝座,扶背各处雕有九龙,镶嵌珠宝,价值四十万元。宝座前设有雕龙玺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古炉各三座。座后陈设雕龙嵌宝屏,屏侧各置日月宝扇一对。登极和祭祀用的吉服,都是按照章制定做的。仅登极和祭天用的两袭龙袍:即价值八十万元,其中最大的大珍珠取自清室内库,尚未计算在内。王玺先从清室借来,但因是满汉合璧,不合要求,袁未用,另钤一颗,价值十二万元。金质玉宝五颗,价值六十万元。此外还有案衣、围顶、门帘、拜褥等物,皆黄云缎制成。这些御用品总计在三百万元以上,典礼费一项约二百万元左右,大典筹备专款共用去二千万元。在国家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他们竟如此铺张浪费。

“新朝”所用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一轮红日,是取“五族共戴一君”之意。

12月31日,他下令改明年(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在分头进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择吉日良辰加冕登极了。

袁氏帝制活动从公元1915年8月下旬公开发动,到12月12日宣告“成功”,前后不到四个月,系袁世凯帝制自为。后来公布出来的密电便是铁证。所以,梁启超曾讽刺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汇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是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最生动的描绘和概括。

袁世凯用两面派手法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又以对内镇压民主革命派,破坏民主共和制,对外出卖民族权益,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乃至帝制自为的道路。他原以为经过自己和爪牙们的精心策划,巧妙安排,舆论宣传,武力恫吓,最终可以君临天下,万世一系,其实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筹办帝制的过程中,袁世凯听到的并非都是赞扬声,看到的并非都是如意事,也发现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欺骗他、利用他,如他的长子袁克定就是一例。从某种意义来讲,袁克定希望袁世凯称帝,可能超过袁世凯本人。在整个帝制自为的过程中,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起初,当袁世凯因内政外交遇到麻烦而犹豫不决时,袁克定采取了一些手段欺骗乃父,促使乃父早日下定实施帝制的决心。

当时北京有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它初名《燕京时报》,1901年在北京创刊,是日本外务省在京出版的汉文报纸。它是日本政府在华的主要喉舌,其言论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袁世凯也总是在公暇之余翻一翻,了解动态。

既然袁世凯重视《顺天时报》,袁克定心生一计,利用《顺天时报》来影响袁世凯。他网罗一班笔杆子,每天编制一份假版《顺天时报》,并严格控制真版《顺天时报》进入中南海,然后发送他的假报。假版《顺天时报》秘密的揭穿,是从来不出宫门的袁三小姐袁静雪。她在若干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