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编辑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编辑的过程既是出版物系列化、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过程。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时代赋予编辑的职责。
因而，在策划出版物的选题上、编排内容上、撰写方式上，编辑固有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都遵循着传统文化的轨迹。另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分析它的长短得失，它的保存和延续自己的方式以及它规范和铸塑人们心灵的具体途径，可以为中国文化找到发展动力和前进方向，从而也为编辑活动找到开拓创新的突破口。找到开拓创新突破口的编辑活动目标十分明确，与其说是从文化继承的角度选择编辑古典文化，还不如说是本着发展当代文化的初衷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因此，类似古典原著和通史类著作有计划地被出版，而各种专史也更加受到重视，专题的出版本身贯穿了编辑的当代意识。当编辑发现某一选题并加以编辑整理加工出版时，他的工作必然联结着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文化创新是文化出版的必由之路，没有编辑文化创新活动，社会文化系统必定残缺不全。
编辑活动使社会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读者从小接触最多的一类书是教科书，单从教科书中看到的社会文化仅是规范化的文化部分，它规定着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带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属性，它所宣传的、反对的、提倡的、限制的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是真正的社会文化决不仅仅是教科书中的内容，其间必然大量存在着形态生动的各种事件、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因而，编辑各种出版物，让各种社会内容介入和充实进来，已成为编辑出版区别于历史实物的重要渠道。因此，不同观点的学术著作，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传世之作，不同设计风格的出版物包装，不同性质类别的书籍等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编辑活动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编辑活动是文化创新的主力军。每个读者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行为都已深深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但人类求新求异的本性使之一方面接受它（更多的是重复地面对它），另一方面又有深深的不满足感。因此，编辑及编辑活动成为传统与现代的中介。由于其不断追求选题上的突破，始终在寻找年代久远的文化传统与当代人生存环境、心理期待乃至浪慢情怀的契合处，有针对性地推出了系列新出版物，这种寻找传统与当代契合点的努力便是编辑活动介入文化创新事业的表征。就好似网络产生的条件和它的技术特性等因素，造成了人们对它的阅读期待更多地偏向于新知的追求，甚至奇闻异知的追求一样，这种追求使编辑不仅着眼于以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出版物，而且还注意利用网络进行出版物的生产、加工及创造。人类的生活呈现什么状态，编辑活动就有反映这种状态的出版物。一代一代文化如此源源不断地延续下去，编辑及编辑活动生生不息地创造着崭新的文化。
3.解决编辑活动中的现实问题
编辑理论对实践必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对编辑活动的进行有着十分直接和具体的指导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对编辑实践活动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编辑理论应当解决编辑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现实编辑出版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问题；出版部门如何处理长远目标与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创造出版品牌、建立特色问题；编辑工作基本原则问题；编辑知识结构体系问题；等等。尽管编辑理论研究不能提供具体答案（其实编辑理论研究本身就不是以提供答案为目的），但它可为解决某些问题提供基本原则、方法指导，从理论上阐明按照这些原则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
其次，编辑理论研究应着重于具体的编辑实务，指导实际的编辑活动。实际的编辑活动都是具体可触摸到的、带有明显的操作性的活动。从策划选题、编辑加工到校对，每一阶段应遵循哪些操作规范；通过怎样的方式与手段才可保证其质量；电子媒体出版物与纸质图书出版物有哪些区别；不同载体材料有哪些不同特性；编辑加工的增、删、移、改的标记符号应当如何统一等，都可作为编辑理论研究的内容。
目前已出版的编辑理论研究著作多是将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分开进行研究，除了一般原理的阐释外，将更多的篇幅用于应用性部分；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下篇分论，论述诸如文学类图书的编辑、科学技术类图书的编辑以及编辑过程的各个环节分析等内容，与研究总论部分相互呼应。现实的编辑实践给编辑理论提供了众多研究课题，无论哪一种研究模式都应力求理论与应用的统一，解决编辑活动中的现实问题。
4.总结人类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推动社会精神生产能力的提高
学科的历史积累是其发展的基础，缺乏历史积累的学科必然缺乏发展底蕴，难以为继。人类的编辑活动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然而缺乏系统的总结。总结编辑历史可为编辑理论研究提供丰厚的实践经验，为编辑理论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编辑理论研究成果又可为编辑活动发展提供依据，使其少走弯路，锐意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理论，并运用先进的编辑出版思想来指导编辑出版实践，从而自觉主动地推动出版产业健康而有序地发展，推动社会精神生产能力的提高。
总之，编辑理论研究的目的即通过对编辑活动内外两方面、微观与宏观两部分的研究，揭示出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反映出编辑活动与社会文化、科技、传媒等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其中以具体编辑活动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者无疑应属于微观性理论范畴；而以编辑活动与社会文化、科技、传媒等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者则是宏观编辑理论的范畴，它着重探索编辑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发展的规律。
编辑出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专业，编辑理论对编辑活动诸方面的研究及其理论上的总结，将对当代编辑活动的推动和发展产生十分直接和具体的指导作用，对编辑实践活动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编辑理论研究历程
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先生的《编辑学》讲稿，“它精细地概括了一般的编辑理论和技术”，中国第一本编辑学专著由此问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出版等文化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作为文化生产重要环节的编辑工作也被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编辑研究日趋活跃，截至2000年，出版的书籍数以百计，发表的论文、研究资料和经验总结等更是数以千计，随之而来的是编辑学研究应运而生，而且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5月，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已出版65种，已发表的编辑学方面的论文逾千。这说明编辑理论研究有着浓厚的社会基础，有迫切的实际需要。
1.编辑理论研究发起阶段
1949年李次民先生的《编辑学》是中国最早以“编辑学”命名的专著。这本书只在个别章节中讲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大量的篇幅是讲新闻编辑学，说明当时的报纸很重视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新闻系，并设置了编辑出版专业。1955年，人大新闻系邀请苏联专家倍林斯基讲授书刊编辑课程。1956年，人大出版社将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书刊编辑课教学大纲》译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出版，成为新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编辑学著作。
1980年《出版工作》第4期上发表了陈仲雍先生的《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一文，文中明确提出建立编辑学，以揭示编辑工作规律，并初步构想了编辑科学的蓝图。同年，香港海天书楼出版社出版了余也鲁先生的《杂志编辑学》，随后多次再版。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觉明先生的《现代杂志编辑学》。1982年，《出版工作》又发表了尚丁先生的《编辑学小议》一文。这一时期，我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还先后出版过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荆人的《新闻编辑学》、陈世琪的《英文书刊编辑学》等。
1983年钱学森先生在国际工业出版社的一次讲话中说，“编辑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工作中有什么规律”，要“创造出一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编辑科学”。同年，河南大学在开封办了一期“编辑学专业短期讲习班”。1984年10月，胡乔木致函教育部，“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积极倡议和支持编辑专业的诞生，并提出了建立编辑学的一些具体意见。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三所高校都相继招收了编辑学本科生，此举带动了更多高校。随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也都相继试办了编辑学专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招收了编辑学研究生，由此带动了编辑学科建设及编辑理论研究热潮。198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1985年3月21日正式成立，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和建立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出版科学研讨会，推动了出版学、编辑学研究的兴起，并且着手组织编辑、发行各方面的研究工作。1981～1990年，我国共出版编辑学著作14种，其中1/3是由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领导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
2.编辑理论研究发展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末，经过20年的研究历程，编辑理论研究专门刊物相继出现，有关学术研究会议不断召开，高校编辑学专业越来越多，并在学科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编辑出版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陆续建立。所有这一切说明编辑理论研究已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编辑起源、编辑实质、编辑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工作规律等内容上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编辑理论研究专门刊物出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创办了《编辑之友》，上海创办了《编辑学刊》，一南一北两大刊物，成为编辑理论研究的重要园地。随后，北京的《出版工作》、《出版与发行》、中原的《河南大学学报》等也相继设置了编辑理论研究专栏，促进了编辑理论研究的发展。
研究编辑理论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相继举行。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第二年，“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同时，各省市也召开了中小型编辑理论讨论会。
继编辑学本科专业相继开办之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室、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学研究室三家同时招收编辑学专业研究生，清华大学、西安交通科技大学则招收了科技编辑研究生。
编辑出版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陆续建立。1985年以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分别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新闻出版署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大部分省市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或研究室。1986年上海编辑学会成立；1987年，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成立；1992年10月，中国编辑学会正式成立。随后，江苏、天津、湖北等省市的编辑学会也先后成立。编辑学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为编辑理论研究相互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编辑理论研究在这种不断创新的气氛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以编辑学、编辑理论、编辑实践、编辑史为书名的著作至20世纪末已出版70余种。其中有概论性的，如阙道隆、徐柏荣、林穗芳的《书籍编辑学概论》；也有理论性的，如王振铎、赵运通的《编辑学原理论》；还有实用性的，如林永仁、杨尚聘、熊庆文编的《小型报纸实用编辑学》等。这些研究成果，观点鲜明，各有特色，在基本概念、研究体系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果，促进了理论研究进展，同时也为编辑理论百家争鸣提供了场所。
20世纪90年代是编辑学科体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在转变过程中编辑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成为出版界内外关注的热点。为了提高图书质量，中国编辑学会完成了《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既总结了经验，又注意到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基本规程与编辑出版积极创新相结合。同时，探讨编辑理论体系成为研究者热衷进行的课题。为了完善研究的领域范围，探讨理论体系框架者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编辑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3.编辑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次研讨、交流，编辑理论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出版了上百种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论文，在一些问题上有了某种相同和相似的看法，观点逐渐接近统一。如认为编辑学起源于中国；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编辑学的学科分类应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的特殊矛盾，揭示这些特殊矛盾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等等，并在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编辑的基本要领上有了较一致的看法。近些年来，成果更为显著：
首先，明确了编辑学科体系的内容与基本任务。编辑学科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即编辑学理论、编辑业务理论、编辑史和编辑理论研究方法论。
编辑学理论是从建立与完善学科的角度，科学地定义编辑概念，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围绕研究内容展开的系列论述。编辑业务理论是对编辑流程、编辑工艺、编辑技巧的正确、完备的描述，是工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与概括。编辑史是分析各时期的编辑现象，以编辑活动为对象，总结不同时代编辑活动特点，寻找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编辑理论研究方法论是借鉴系统论、信息论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编辑理论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
其次，明确了编辑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编辑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编辑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编辑活动的规律、特点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其已有了几种框架的轮廓，即分别从文化、传播理论或人文科学角度来研究编辑理论框架。所有这一切，都起到了指导编辑实践的作用，真正将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有机结合，丰富了理论内容，活跃了学术气氛，有利于探索编辑规律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态，促进了编辑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