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种植广泛，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因为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70余种，官方设置“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因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能赢得社会的普遍尊敬。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多多少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常常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各地瘟疫盛行。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然而在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降低到32亿，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靠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经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导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但是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愿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顾念天下黎民的艰辛，即使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并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军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悉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大国以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由于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因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惫，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自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只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实际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的确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谢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行为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时是否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这样行动，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呢？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不管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听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3年多时间里，光赠送药品一项，就花去胡雪岩10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量《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举动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一传二，二传三而闻名于世，终于使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就已名扬四海，这是胡雪岩“长线远鹞”的经营策略。1878年(光绪四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上述耗费就以成倍的利润收回了。
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280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最终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社会一向倡导的“仁道”，胡雪岩筹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做靠山，与清廷各级官吏过从密切，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被人恭为“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因为善名远播，无形之中转变为难以计数的实利。
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常常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同。
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只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并且在国事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不知道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
信誉第一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美善，未为余谋也可。
——胡雪岩
关于胡庆余堂的创办，江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种所谓胡雪岩“一怒创堂”的传说，说的是有一次胡雪岩家人生病，请来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医生，望、闻、问、切，开出药方以后，就让伙计到当时杭州城里最大的药店叶种德堂去抓药。谁知药抓回来之后，却发现其中有几味已经发霉变质。胡雪岩自然又打发人去与药店理论，但药店不但不给退换，反而讥嘲说：“本店只有这种货，要好药就请你们胡大先生自己开一爿药店好了。”去理论的人回来将这些话告诉胡雪岩之后，胡雪岩非常愤怒：
“真正可恶之至！药店本以活命救人为本，实为仁术，岂能拿人命当儿戏？我胡雪岩就办一爿济世救人的药店让他们看看！”有了这一“怒”，于是也就有了胡庆余堂的创办。
传说的真伪无从考证，但胡雪岩在办药店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将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他因药品的特殊性而不欺骗隐瞒顾客，将“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作为药店全体员工的警语。
在胡雪岩生活的特定时代，他的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缓慢转化的转型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经济行为、价值伦理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竞争意识日益加强，这有利于冲决封建禁锢，造成趋利重商蔚然成风的格局。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逐利拜金心态冲淡了道德律令，出现一股影响近代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反潮流，一些唯利是图的工商业经营者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名商显贵，都吃过亏上过当。
光绪年间，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觐见皇帝时偶游海王村，见一家古董店装潢别致，便驻足浏览起来。店堂里陈列着一只陶制巨瓮，形状诡怪，色彩斑斓，用大镜屏一映，光怪陆离，绚丽夺目。张之洞仔细观察，见四周都是蝌蚪状的篆籀文，难以辨识。张爱不释手，询问开价多少。店家称此物系某大官家的文物，特借来陈设，不能出售。张之洞怅然而归，但心中总记挂着这事。过了几天，他带了一个爱好文物的幕僚又去那店察看，这位幕僚也认为那巨瓮是古物，张之洞决定买下，令店主与大官家协商。过了一会儿，店主领来一个“大官”家的管事，开价3000两银子，最后以2000两成交。张之洞美滋滋地带回巨瓮，命人把上面的篆籀文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把巨瓮放在庭院，里面注满水，养了几条金鱼。一天晚上，天下起了大雷雨。第二天一早，张之洞起视巨瓮，只见篆籀文已痕迹模糊，化为乌有，始知前视“苍然若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不但商品掺假，就连广告也有伪造。当时商店在报章上登广告时常用他人赞美的信函，配以真迹、发函人小像、邮政局图章，人名地名应有尽有。事实上是甲地商店自拟信函连同邮票寄往乙地，托一人书写之后再寄回甲地，至于小像，则是从照相馆搜买来的日久没人取而又不知何人的照相底片而制成的铜版。还有的商家挂起歌功颂德的牌匾，特别以药肆为多，上面不是写“上池神水”，就是书“刀圭圣药”，题写者都是负有时望的达官贵人。可是这些人深居简出，并不知药肆到底在卖些什么样的药，而恣意吹捧任其弄虚作假，弄得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这些店出售的是神水圣药呢。
胡雪岩创建的胡庆余堂经营药品这一项目又有其特殊性。药品的质量低劣，轻则贻误病情，重则事关人命，而药品的加工制作又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许多生药材含有对人体有毒的成分，必须经过水制、火制或水火炮制后，才能既保持药效又除去或中和其中的有毒成分。在达到药用需求后，还需对药材作取舍搭配，这牵涉到药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等，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减低贵重药的配量都会影响疗效，乃至危及人的性命。
胡庆余堂创立于1874年，为讲求制药质量，专设金锅银铲炼药工具。在药堂的营业厅内挂有两块巨匾，一块面向顾客，上书“真不贰价”四字，另有一块面对柜台，上刻胡雪岩亲笔书写的“戒欺”二字，旁边有一段小字：“凡百贸易均不得着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美善，亦为余谋也可。”
这两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留给顾客诚实可信的印象。正是因为抱定这种宗旨，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雪记”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的代号，深受广大顾客的信任。
胡庆余堂在经营过程中也确实一如既往地照宗旨力行了。比如，采购药材总是派内行的职员直接去产地坐庄采购：人参、鹿茸、虎骨必赴关东，麝香、贝母、川莲必赴云南、贵州、四川，牛膝、生地、金银花，必赴淮河流域，党参、党归、黄芪，必赴山西，如此等等。又如，加工时，遵照药方要求，要切的必切，要磨的必磨，要烘的必烘，要炮的必炮，要炒的必炒，要浸的必浸。若有一道加工不符合要求，宁可倒掉不要，也决不滥竽充数。也难怪杭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医生开方后总要殷殷叮嘱病家：
“这药必须到胡庆余堂去买，方能药到病除。”这胡庆余堂的信誉之高，可由此而见了。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虽起于西征将士所需要成药及药材，数量很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巨大，而且也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自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由于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也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因为当初存心大公无私，他在挑选胡庆余堂经营人员时，也坚持这一原则，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高悬一幅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特别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也是如此，时时为病家考虑，才能刻刻顾到药的品质。最后当然要能干，不然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最后，胡雪岩选定了江苏松江余天成药房的总管余修初作为胡庆余堂总管，总理其事，而且相互商定，药店以救人活命为本，以店养店，不以赚钱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雪岩在阐发“戒欺”思想时，借用了佛教教义，带有某种神秘色彩。
佛教主张“精神不灭”，认为人死后可以重新投胎人生；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报应说，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本、行善修道、布施功德，为来世积福。佛教的这些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起着重要影响。近代以来，虽然西方科学技术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但就国民总体来讲，知识仍相当贫乏，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归结为“神”的作用。胡雪岩正是针对人们关怀来世的心理，为“戒欺”这一商业精神披上了“造福冥冥”“善自为谋”的宗教外衣，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序言》中更以“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的警句，以唤起药工们的畏惧意识。把佛教因果轮回、祸福报应的教义运用到经营理论上，虽说带有迷信色彩，但其核心却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近代中国因受欧潮东来和商品经济发展两大因素的影响，人心躁动、价值淆乱，胡雪岩的“戒欺”主张代表了一部分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人对整肃假冒伪劣现象、确保商品经济伦理规范的呼声，具有扶正祛邪的现实效用。从这一点上看，胡雪岩为胡庆余堂设立的经营宗旨是有目光、有远见的。
自古以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典型不少。《诚意伯文集》中记载了一例假冒事件，说的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商人，到中山国的一个酒家学习“千日醉”的酿造技术，可店主为了垄断经营，故意保密。鲁人无从学技，起了歪心，到那酿造“千日醉”的酒家偷了一些酒糟，返回鲁国后，把酒糟掺在自家酿制的酒里，冒充“千日醉”出售，一时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最终被来鲁国的中山酒商揭穿了西洋镜，此后门庭冷落，最终歇业。这些是做生意不守本分而遭惩罚的例子。相反，做生意注重信誉常常会在顾客中树立起“信得过”的牌子而带来利润，如：历史悠久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精心挑选80斤左右的京东猪做原料，这种猪皮薄肉瘦；配料时食盐、料酒、花椒、大料、桔皮、生姜等齐全而又精细；制作时讲究色质、火候；煮肉时，一闻二看三摸，气味、汤色和手感都要恰到好处；制作结束后，特选万寿山六郎庄出产的荷叶包装，一不沾肉，二不透油，还增添了荷叶清香。因精料细作，“天福号”酱肘子味香、嫩酥而又不烂，清朝时曾作为贡品，连生性挑剔的慈禧太后也赞不绝口，还赐给“天福号”送肘子的人一块进宫腰牌，凭此能够径入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