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轻视商人，较之官僚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以“义”的代表自居，对“利”的代表商人大加挞伐，这种抽象层次的理论征讨，暂且不去说它，就是个体文人对个体商人也通常无所顾忌地加以侮弄。
根据清人独逸窝隐士所辑的《笑笑录》记载，明末清初的着名诗人吴梅村就曾留下一则为当时文人叫好，而从今天角度来看非常缺乏修养的“逸事”：
太仓东门，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构一楼，求吴梅村榜额，题曰：“阑玻楼”。或询以出典，梅村曰：“乃道其实，盖‘东门王皮’也。”闻者大笑。
人请题匾，愿题则题，不愿题则休，凭什么这样恶作剧！不知道他自己在受清政府挟持而不得不应召进京之时，又给自己榜了个什么额？当时，有几百人为他饯行，有个青年没参加，只送来了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梅村后半生的自惭形秽决不亚于“东门王皮”！
还有那个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明明卖书鬻画，但是富商大贾要买他的书画，给他千金，他却不干。这种为时人称道的“耿直”，至少缺乏“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经济意识，因此人在他上了精明的盐商的当之后，只会让今人“幸灾乐祸”。
近人马宗霍先生的《书林纪事》卷二中有这样一则笔记：
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于无上款不荣，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韵，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语老人曰：“汝亦喜狗肉乎？”老人曰：“百味莫佳于此。子似亦知味者，请尝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问何以无字画？老人曰：“难得佳者。此间闻有郑板桥，老夫未尝见其迹，也不敢许也。”板桥笑曰：“郑板桥即我，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笔。板桥挥竟，复请署款。板桥曰：“此某盐商名也。”老人曰：“老人取此名时，某盐商未水生。且同名何伤，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为之署而别。
越日，某盐商宴客，差人强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即昨日为某老人所作也，始知受谲，然已无可奈何矣。
此席狗肉宴吃掉多少个“千金”，郑板桥可算得清楚？盐商设骗局，炉火纯青有如今日之侦探间谍片，刚好板桥到时狗肉方熟，真比孔明借东风掐算得还准。
老人的野逸之气，很明显是对郑板桥的胃口的，就像狗肉一样，虽然老人有可能是盐商请来的(如果不是，那就更说明问题)，但请得动这样“闲云野鹤”一般人物的，明显也不是一般俗不可耐之辈，为何就请不动郑板桥呢？诚若老人所言，“清是清，浊是浊”，商人中也有清有浊，为什么要一概鄙视他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尽管已成为“文化商人”，郑板桥仍不脱文人看不起商人的“恶习”。
中国的传统文人是一个没有独立地位的阶层，在根本上是依附于政治领域中的王权和官僚阶层的。他们的正常谋生方式，在科考及第之后，是人仕为官，靠生产者供养；在不及第的情况下，典型的是以教书为业，而这教书正好是在为文人阶层自身再生产服务。因此，文人中除一小部分履行着社会管理职能以外，总体上是一个寄生性的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谋生手段，特别是生产性的谋生手段，也没有独立的谋生能力，他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没有什么贡献，也分享不到多少成果。他们的贫穷同他们的依赖程度成正比。
当然，许多文人自以为是“道义”的承载者或代言人，是社会的良心或良知。就算是我们不讨论这种“道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不怀疑文人承担着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至少可以怀疑，不管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还是从道义代言人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是否需要这么多不事生产(包括商业活动)的官员或良知保存者。可以说，问题正在于传统文人都被作为官吏的接班人或良知的继承者来培养，这种培养又侧重于确立有助于现存秩序之维持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不是造就掌握种种生产性技能和知识的工作者，一旦在争取成为“接班人”的科考中失败或落选，他们就成为纯粹多余的人，成为人类社会中的“雄蜂”。雄蜂本来就是专为交配而存在的，由于蜂皇一生只能同一只雄蜂交配一次，余下的雄蜂便成了没有其他能力而仅有的能力又被浪费了的寄生虫。“百无一用是书生！”
文人们没有独立的谋生能力，但是有着同普通人一样强烈的“富贵欲”，特别在“贵欲”破灭之后，他们的“富欲”更比常人还强烈。他们所接受的道德价值并不可以阻挡其中大部分人不顾道义地追逐富贵名利。康熙皇帝为了收罗不肯投降的前明遗老，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专门照顾这批人，过过场就给好官位。结果，读书人蜂拥而至，特别是第二次开考，考场竟人满为患，后到者被推出场外，以致时人讥讽为“一队夷齐下首阳”。 反过来，当他们面临富贵两条道都走不通的时候，那套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反倒成为他们宣泄自己妒嫉之心的正当理由。他们的那些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的批判与说教，在未成年人那里也许有助于其良知的形成，但在他们自己身上则已经绝对不是良知，只可说是“醋性大发”。
或许正是文人与商人的这种局面与社会地位，使得我国几千年来文化得以昌盛，而商业一直达不到极盛之至。这使得在商业这块领域中人才相对性地缺乏，因为众人都趋向于从文进而做官。而胡雪岩则反其行之，不走“范进中举”之路，以久自己的高明聪慧之智驰骋于当时人才竞争相对平淡的商场，从而迅速地在商场中崛起，成为一代豪商。这就是“逆向而动”谋略，也就是胡雪岩扩势崛起的高招。
胡雪岩的成功告诉我们，我们势力的扩张，必须在大方向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胡雪岩在人生选择上的正确把握，使自己迅速发达，在以后的经商的历程之中，胡雪岩依然非常注重方向上的把握，广用“逆向而动”“避实击虚”的谋略。
更有意思的是，文人自己也在反省并已发现：随着商业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增强和文人渐渐走向生产性，不但商人与文人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人才分布、社会功能、社会地位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转移。但是这一点，许多文人却发现晚了，没有胡雪岩眼光远大，发展与扩势之谋更是差远了。在这个问题上，胡雪岩更值得人佩服。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胡雪岩走上经商之路，是家境与生活所迫。其实不然，在很多文献记载中都这样写胡雪岩：“胡光墉，字雪岩，年少则不文，而乐于卑商”“光墉幼年即习于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胡雪岩在发展取向上的选择，从而使之在商业领域内发展迅速，平步青云。
抱势经营
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因此现在先不要求利，要取势。
——胡雪岩
《阿房宫赋》中说：“各抱地势，钩心斗角。”首先只有抱到了地势，才会有能力去参与“钩心斗角”。在商场上也是这样，只有在某些方面占尽了优势，才能坐享其成，大获其利。
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狗仗人势”，仗的就是力量，“势在必行”看的就是走向。蓄积起来的力量为势，比如百米之高的水库，比如云雾缭绕的山腰悬起的弩木，比如高塔上吊起的打桩机。找到走向的道理也是势，四两拨千斤，比如疱丁解牛。古人说：“理有所至，势所必然。”
中国古人对势的分析非常多，也非常精到。
孙子在其兵书中讲：“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陶朱公说：“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时代表着势，所以他还说：“从时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将转化，后将悔之。”
白圭讲得更明白：“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时至就是势存，看得到这一点的人要“蹶而趋之”，要如猛兽鸷鸟捕食，“唯恐弗及。”
在胡雪岩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他特别注重借势经营，“与时逐”。在他的商业活动中，十有八九是围绕取势用势而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势用势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张扬自己的势力。
于此，胡雪岩有自己的一套商业理念，就是“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要求利，要取势。”
胡雪岩所抱取的“势”主要有四股，他说：“官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江湖的势力，我都要，这三样要到了，还不够。还有洋场的势力。”
胡雪岩借取的首先是“官势”。
不惜丢掉职业换银票资助王有龄，送美妾阿巧给何桂清，于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等等，使得胡雪岩在官场有了“官势”。
同样，撇开社会和政治的原则，只从商人谋利的角度来看，就算是最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到处可见官与商结合的事例。或者说，商业与政治势力结合与运用的事例。
比如说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红色”即官(势)，“资本家”即商(势)。
又比如，现在有许多半官方基金社“慈善”机构，国外资本家趋之若鹜。大批资金的涌入都是有条件的，需要接受基金的机构代他们疏通某些关系，这需要疏通的就是官(事)，目的还是为了商。只是现代社会做法越来越隐蔽，给人一种在商言商、商政不干的表象。不过，这假象着实瞒不住每一位可以一手通“官”的人。只要有官势可取的地方，就有商人在行动。单就商业自身的利益来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胡雪岩长袖善舞，层层投靠，左右逢源，把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实际上，在官场上的所为，只是胡雪岩取势的一部分。光有官势，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完善的境地。
胡雪岩借抱的第二个“势”是“商场势力”。
胡雪岩借抱商场势力的典型一例是在上海，他垄断上海滩的生意，和洋人抗衡，从而以垄断的绝对优势取得在商业上的主动地位。在此中，更加展现了胡雪岩在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起初，胡雪岩决定投入做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