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下次当老板在议会里相遇的时候，他居然跟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就没有那样做过），并且极为有礼。自那以后，他随时乐意帮忙，于是老板变成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富兰克林去世已经150多年，而他所运用的心理办法，也就是请求别人帮你忙的心理办法，可以说对老板今生今世都有效。和为贵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尊重与仰慕，而经常和为贵他人的老板则可以轻易树立其良好的形象。
人们可以从领导那里得到三种关于他们工作业绩的反应——正面的、负面的或根本就没有反应。只有一种反应趋向于提高良好的工作业绩——正面的反应。然而，现在大部分领导的风格是“置之不理”。
一个做事正确并受到正面评价的员工，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所需的工作行为。同样，一个因为做了错事而得到负面反应的话，很可能不再重复这种行为。但是，如果一些人做了正确的事，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会怎样呢？所需的工作行为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衰退。为什么？因为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
许多领导注意到他们的员工办事是正确的，想法是好的。不幸的是，他们总不能将这些正面评价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如果你想得到和保持良好的工作业绩，你就必须让员工们知道你注意、关心他们所做的每一件正确的事情。让他们分享你的想法。
和而不同百花齐放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
“和为贵”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国人处世的一项重要准则，甚至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人际关系和谐是老板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有时为了勉强达到“和为贵”，宁肯牺牲原则和效率，使单位和整个社会一团和气，却死气沉沉。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和为贵”的合理性，咒骂其保守性，将其带来的弊病完全归罪到圣贤的头上。可是，圣人也大呼冤枉哉！因为世人有眼无珠，放着明明白白的道理却读不懂，那怪着谁？好比医生给病人开了处方，上面写明了用药方法，可你不遵医嘱，胡乱用药，引起后遗症，却回头来怪医生是庸医，谋财害命。同样道理，老板领悟圣贤之言要全面，不可断章取义，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拿孔子学生有若说的“和为贵”的名言来说，有若在下了如此一个简单明了的论断之后，还怕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专门做了一番解释，只是人们不认真读书，被忽视掉了。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
在礼仪、规范所起的作用当中，团结、和谐最值得珍视。前代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这是最好的，大事小事都按照这个原则办事。但是，也有不可行的，如果为了和气而和气，不讲原则，也就不好了。
由此可见，圣贤所讲的“和谐”是在原则下面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达到相互理解、进而沟通的和谐境界，绝不是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上下雷同，千人一面，一种声音主宰着整个企业。如果一个企业中只允许听到一种独裁者的声音，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是不正常的，离垮台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
老板的先人很早就知道，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就在“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雷同。“和”是生之道，“同”是死之途。孔子还论述“和而不同”的准则，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众多事物和矛盾的和谐，“同”则是简单的同一，在“同一”中消失了事物应有的差异和矛盾，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正因“和谐”的状态符合自然规律，所以它能促进事物的成长，而机械的同一性会使事物失去前进动力以至于灭亡。这个原理运用于管理实践中，就是要允许并鼓励企业中的多样化生存，在多元化、差异化之中建立动态的平衡。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第二》
要有自己的主张，在具体的实施细则方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符合自己的方法。对领导人来说，善于纳谏必不可少，但是要避免钻牛角尖，一味地听从他人的建议，不加思考地全盘吸收。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就认识到了上下雷同的危险性。唐朝中央行政机构中设有中书省，负责起草政策、法令，大体上与现代的国务院相似。另外还有一个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草拟的诏令，评价政策法令的优劣短长，报告皇上和百官。唐太宗贞观元年，太宗对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措颜面，知非政中，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等特须在意防也。”
唐太宗统治时期之所以出现了“贞观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原因之一就是在管理制度上实现“和而不同”。他设置中书省草拟文件，同时设个门下省来审议中书省制订的政策法令，门下省的职责就是提不同意见，评价其是非得失，弥补中书省的缺点和失误之处。这使得政策在付诸施行之前得以周密地考虑和完善，尽量避免将不成熟的政策草率地推行，带来大的损失。唐太宗批评了上下雷同的弊病，认为上下雷同是“亡国之政”。上下雷同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订政策的官员护己之短，不愿别人议论自己的过失，对议论自己是非的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二是负责审议政策的官员为了避开矛盾、不结恩怨，照顾对方的感情与面子，凡事不管优劣都一味说好，勉强维护表面上的和谐。这样的“和”实质上是“同”，并非万事圆满无缺，实则潜伏可怕的危机。而且，由于大家都不愿伤和气、损面子，导致危机日复一日地滋生着，终有一天会总爆发，局面不可收拾。唐太宗指出，老板要“灭私循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匆上下雷同”。在企业中，最珍贵的是大家坦诚地陈述意见，绝对不可上下雷同，随便附和，敷衍塞责虚应故事，以免带来管理松懈、效率不高，乃至混乱、破产的不良后果。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尽量不要发生摩擦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一般好好先生常有的心愿。如果在企业中很多人都有此心态，许多只有经过激烈辩论才能把握住的问题，往往为了谋求面子上的和谐，而不肯多费口舌，结果表面上平和无事，实际上种下了大乱的种子。因此，企业内部有点小摩擦并非坏事儿，老板也不必忌讳这一点。一潭死水固然不起波澜，但它也毫无生机，更不会成为容纳百川的大海。
同时，老板也必须明白，差异和冲突对企业能起积极作用，也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礼”——原则。任何有积极意义的冲突，都应遵循企业预先设定的游戏规则，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有限冲突论”。如果个体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无限度地扩大，就变成恶意的斗争，无情的倾轧，恶意的报复，恩怨连环，害人伤己，成员的精力都耗费在内部斗争上，将企业的目标已置之脑后。这时，老板就要充分发挥协调和整合的作用，将每个成员的目光引向企业的远大目标，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政治管理、企业领导中需要“和而不同”，在企业生产产品时又何尝不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呢？如果产品千篇一律，又怎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品牌呢？所以老板还需要十分敏锐的观察力，洞析出这种共性的需求，然后发展自己的个性，使之最大限度地、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和市场的要求。这便是无数名牌产品成功的杀手锏。
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现代管理上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可以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多方面地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多元化的企业还可以凭借其在规模及不同业务领域经营的优势，在单一业务领域内实施降价战略，从而取得竞争优势，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为企业获得更多盈利。
上行下效表率作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
教化是孔子管理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而教化的重要形式是身教。孔子把老板看做教育者，在团队中，怎样对被老板、被老板进行教育呢？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传，老板教育别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来感召和带动别人。他反复强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手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
二》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正者，政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为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大戴礼记·哀公问政》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大戴礼记·主言》
荀子：“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
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至忠信，而谨于臣于矣。《荀子·君道》
文子：“人之从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反经·是非》。
“是天无形而万务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吕氏春秋》
身教重于言传，老板无论是“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他都要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团结和感召被老板；如果“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不管是有为还是无为，都是“没治”了。
孔子关于老板表率作用的思想在明主贤君的管理中得到了相应的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就深有感触地说过：
“若和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
清代盛世的开创者康熙皇帝也是一个重视表率作用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数十次挂帅亲征，南征北战，极其劳苦，然而正是由于他的亲自督战，军士们都士气大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征服了北疆大片土地。
几年前，美国政府属下的一个协会向美国重点企业在职经营者做了一项调研活动，问他们现在的执行任务、培养部下、企业管理、领导方式等受谁的影响最大时，90％的应答者认为，基本上是从上司那里学来的。由此可见，一个企业家的表率作用有多大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老板和老板的自身形象相当重要，它往往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老板身边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的，它们中就有些老板稍有成绩就满足现状，整日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企业员工都上行下效，不思进取，长此以往，积重难返，企业不就这样呜呼哀哉了吗？
不管是哪个国家，老板都可以发现，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个共同之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他们把所从事的事业当做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能百折不挠，任劳任怨，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尽心竭力，舍身忘身，而且在生活中也是勤俭节约，朴实无华，给下属真正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一贯的作风无疑会使企业全体成员受到感染，从而使企业得以绝处逢生或者从胜利走向胜利。
合作定位自愿做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仁者不忧虑，是因为仁者乐天知命，内省不疚，所以才能无忧无虑；智慧者不迷惑，是因为智慧者明于事理，洞达因果，所以才能够不迷惑；勇毅者不畏惧，是因为勇毅者折冲御侮，一往直前，所以才能够不畏不惧。“仁”、“智”、“勇”是孔子所推崇的善的道德品质，也是孔子所推崇的人的主体性。
没有人喜欢被强迫按照命令行事的。他们宁愿觉得是出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做事。任何人强迫他们，他们都不会高兴地接受。卡耐基认为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喜欢被迫遵照命令行事。如果你想赢得他人的合作，就要征询他的愿望、需要及想法，让他觉得是出于自愿。
尤金·威森在获知这一真理之前，损失了数不清的佣金。威森为一家专门替服装设计师和纺织品制造商设计花样的画室推销草图。威森先生每个礼拜都去拜访纽约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家。“他从不拒绝接见我，”威森先生说，“但他也从来不买我的东西。他总是很仔细地看看我的草图，然后说，‘不行，威森，我想他们今天谈不拢了’。”经过多次的失败，威森终于明白自己过于墨守成规。于是他下定决心，每个星期抽出一个晚上去研究做人处世的哲学，以及发展新观念、创造新的热情。
不久，他就急于尝试一项新方法。他随手抓起六张画家们未完成的草图，冲入买主的办公室。对买主说：“这是一些尚未完成的草图，请问，他们应该如何做才能使你满意？”
买主默默看了那些草图一会儿，然后说：“把这些图留在我这儿几天，过几天再来取。”
三天以后，威森又去了，得到了他的一些建议，取了草图回到画室，按照买主的意思把它们修饰完成。事情的发展令威森出乎意料，六张图纸全被接受了。
从那时候起，买主已订购了许多其他的图案，这全是根据他的想法画成的——而威森却净赚了1600多元的佣金。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现在才明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一直无法和那些买主做成买卖，我以前只是催促他们买下我认为他们应该买的东西。我现在的做法正好完全相反。我鼓励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他现在觉得这些图案是他创造的，确实也是那样。我现在用不着去向他推销，他照例主动会来买。”
同样，长岛的一位汽车老板，利用同样的技巧，把一辆二手货汽车成功地卖给了一位苏格兰人。这位老板带着那位“苏格兰佬”看过一辆又一辆的车子，但总是不对劲。这不适合，那不好用，价格又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停止向那位“苏格兰佬”推销，而让他主动购买。几天之后，当有位顾客希望把他的旧车子换一辆新的时，这位老板就又打电话给“苏格兰佬”，请他过来一下帮个忙，提供一点建议。他知道有一部旧车子对“苏格兰佬”可能很有吸引力。
“苏格兰佬”来了之后，汽车商说：“你是个很精明的买主，你懂得车子的价值。能不能请你看看这部车子，试试它的性能，然后告诉我，这辆车子，别人应该出价多少才合算？”
“苏格兰佬”的脸上泛起笑容，很高兴地把车开了一圈又转回来。“如果别人能以300元买下这部车子，”他建议说，“那他就买对了。”
“如果我能以这个价钱把它卖给你，你是否愿意买它？”这位老板问道。300元？果然，事情出奇地顺利。这笔生意立刻成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