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张作霖和吴佩孚均各扣留车辆，预备运兵，火药味越来越浓，双方大战在即。4月初，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任命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以保卫京畿地区为名，陆续向关内发兵。4月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张作霖率领第27师、第28师入关，驻扎在独流南面。奉军原在关内的第3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奉军以军粮城为集合地，设司令部于落垡。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奉军。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届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第26师师长)就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这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摩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北京政府派人出面调停，均无力进言，只得去请几个老前辈出面，无非是奉方的赵尔巽、张锡銮和直方的王士珍，联合起来给曹锟、张作霖和吴佩孚各拍了一个调停的电报。
曹、张、吴接到电报之后，曹、张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表示。吴佩孚感到事情并非一封电报就能解决，非一战不能解决，便立即赶到保定，来见曹锟，请曹锟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曹锟也正想借会议的机会，来听听诸将的意见，再决定战和。4月11日，曹锟召集吴佩孚、曹锐、王承斌等直系高级军官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曹锟亲自主持。会上，吴佩孚、张福来首先发表意见，主张对奉一战。曹锐、曹锳两兄弟表示反对。见此情形，冯玉祥站起来说：“张作霖通日卖国，举国痛恨，非声罚致讨，不足以蔽其辜。如不战而和，恐怕全国痛恨之心，将转移到我们身上来了，到那时，老帅身败名裂，恐怕悔之晚矣。”冯玉祥短短数言，打动了曹锟。其他将领见他们的态度，也一致同意一战。吴佩孚此时站起来说：“将士士气如此，请老帅不要犹豫。”曹锟见众将都如此说法，也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
奉军大批入关，气势汹汹，摆开阵势，准备与直军一战。曹锟见此，不得不调兵遣将，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张国熔为东路司令，王承斌为西路司令，冯玉祥为陇海路方面司令，司令部设在涿州。然后分遣军队，向北挺进。
直、奉两军摆开阵势，前卫哨兵愈接愈近，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霖穷兵黩武，首先发兵入关。当直军摆开阵势准备迎战之时，狡猾的张作霖为了推卸战争责任，于4月19日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声称此次奉军入关，系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4月21日，吴佩孚联络冯玉祥、陈光远等督军联名通电，反唇相讥，反驳了张作霖，揭露其真战争假和平的面目，其目的是想刺激张作霖首先开战。同一天，曹锟也拟了一封回答张作霖的电报。4月25日，吴佩孚联合齐燮元、陈光远、冯玉祥等直系将领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
张作霖也不甘示弱，当日发电报以斥责，声称直系：“一味以罪恶加人为快，而自忘其躬自蹈之也。”4月27日，奉系将领张作相等人在张作霖的授意之下，也通电斥责吴佩孚，罗列罪名，攻击吴佩孚“反复无常，一意捣乱”，具有贪、鄙、狠、恶、妄、诈、不忠、不仁、不义等十恶。
数日之间，直、奉双方斥骂攻击之电，往复纷驰，不可胜数。然皆口吐和平统一，爱国爱民的美好词语，都把自己打扮成救世济民的救世主。到底谁是谁非，曲直难分，只不过是一场狗咬狗的叫骂之战。
在直、奉双方调兵遣将，互相攻击谩骂之际，徐世昌迫于外交使团的警告，于1922年4月28日颁布命令，劝告直、奉双方撤兵。命令说：“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双方如能撤兵，则“奠基邦基，有厚望焉。”徐世昌虽语言诚恳，但直、奉已剑拔弩张，谁还肯听徐大总统说些什么。何况这时直、奉虽然对立，但痛恶徐世昌是一致的，直方想捧起黎元洪，奉方想拥戴段祺瑞，都想在战后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徐世昌的命令只是一纸空文，毫无效力。
4月21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撤退双方的军队，达到和平。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孙中山的北伐军不能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希望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可是吴佩孚却利在速战，4月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
“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俱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唯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唯海内察之！”
曹锟态度由软弱转变为强硬，直奉之间局势更加恶化。直系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第23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熔的第26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24师在4月中开驻涿州，第10、15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3师和第12、13、14三个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冯玉祥的第11师、胡景翼的暂编11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22混成旅、张锡元的第1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军势甚壮。
28日张作霖赶到军粮城，发出宣战通电，把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曹锟、吴佩孚的身上。当天晚上，张作霖下令，兵分两路，向直军开战。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胜利。张作霖且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4月29日前，直奉两军前线已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断断续续；29日双方正式开火，在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