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也就是通过自主地进行复制因子汇集，把相互关联，并且对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的信息束汇集成一个集合，并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系统化处理，使这个集合中的复制因子发展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整体，进而通过“三个共同”的形成，将员工个人的价值目标诱导到企业发展目标上来，把员工的行为活动引导到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所要求的标准上来，把员工的行为步调统一到组织整体所要求的方式上来。
但企业文化建设面对的是改变员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事习惯的问题，他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事习惯已都由他长期积累的复制因子在大脑里沉淀形成了，并且具有超稳定性。即他大脑里的复制因子已经结成糯米团子，掺入任何一个新的复制因子都不容易。如果在原有复制因子集合这个糯米团子中找不到能与之共鸣的复制因子，也就不可能构建出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相适配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员工个人会抵制企业刻意灌输的复制因子。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寻找能在企业大多数员工大脑里形成共鸣的复制因子的过程，进而通过这种共鸣把新的复制因子嵌入到他们已有的复制因子集合中去，积沙成丘，把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要求相冲突对立的复制因子的统治地位打破后，逐渐让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要求相统一的复制因子上升为主导地位，实现员工大脑里的复制因子的转换，即实现人们常说的洗脑。
相对于企业或社会组织，文化建设的过程也就是组织成员大脑里这个复制因子集合中的复制因子转换演变的过程，并且这种转换演变即使没有有意识的行为主导，它也会发生，只是转换演变的方向不确定而已。任何人都会随着阅历和知识的积累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事习惯。
（2）其复制因子复制能力的消失，就是文化的消亡
三星堆文化（笔者注：即由三星堆遗址展现的中国古代文化。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市广汉城西鸭子河畔，南距成都约40公里，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发现了城墙遗址和大量精美文物。）在上世纪被发掘出来之前，历史记录几乎为零，这说明它就是一种消亡了的文化。从其内涵上看，l986年以前学术界都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没有认识到它是古代文明的一颗闪亮的明星。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遗址，才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代灿烂文明。但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包括体型庞大，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极尽夸张，长大如兽耳，大嘴宽阔至耳根，让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从未见诸历史文献的着录，没有现成的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的风貌和内涵。
为什么如此灿烂的文化消失了，除了从地下寻找记载之外，没有人文的记录，包括文字的和传说的。对于这一问题，有了前面的分析，答案就很简单了，这就是这种文化所包含的元素——复制因子丧失了复制能力。没有人关注，就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传说。
春秋时期，在鲁国除了孔子与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之外，墨子与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也很有名，在当时两者并称为“显学”，因而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笔者注：意思是孔丘、墨翟四处讲学传道，到一个新地方坐位还没有坐热、烟囱还没有烧黑，就又被邀请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之说。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尤其注重艰苦的社会生产实践。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墨者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墨家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笔者注：用平等的无差别的爱，代替那种有差等的爱。）”，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明确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笔者注：兼与别相对，即不加歧视的爱。《墨子·兼爱中第十五》：“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交与伐相对，即加强交流，避免相互征伐。）的治国纲领，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坚持非攻的主张。并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为治国方针。在思想意识上主张非命（笔者注：即人的生活不由命运掌控，而由自己创造。）、天志（笔者注：承认人世之外存在“天”的意志。）、明鬼（笔者注：相信“天”的意志会通过鬼神向人间传达并发挥作用）。除了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这类矛盾的学说之外，把这些思想放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分析，仍然极具合理性。
可是，到战国以后，墨家就很快衰微了。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管理政策的实施，加之墨家本身历练艰苦、行动严格等操行约束为世人所难企及，在西汉中期之后就基本消失了。其原因是，整个社会文化中与之负相关联的复制因子汇集得越来越多，苦行僧一样的墨家效法者越来越少，使其所包含的复制因子的复制能力不断下降了。尤其是墨家文化中存在一些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协调的复制因子，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而赞同其内涵的平民因为难以企及其操行约束不免造成追随积极性下降，另外追随的平民又没有舆论和媒体掌控权，即使想维护也无法维护其基本的复制能力，体现其学说思想的复制因子的复制能力消减至很低就不可避免了。
（3）其复制因子复制能力的提升，就是文化的发展壮大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走向新的繁荣，曾被当作封建主义意识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开始走向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跨出国门，甚至开院典礼时当地国家的首脑也会出面捧场。在国内，能引用几句《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也成了学问的象征，同时各类读经班也层出不穷。有针对企业老板的读经班，有大学开设的读经班，还有半合法的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传统私塾——针对学童的读经班。与此同时，诸子百家，尤其是与儒学相辅相成的道家、释家，也都受到普遍的重视。与之相关的典故成了广为传播的复制因子。由诸子百家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可以说获得了新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诸子百家等复制因子所承载的信息与中国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它又重新受到各级各界人士的关注，其复制能力很快提升了。同时诸子百家等复制因子所承载的信息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要求也相适应，诸子百家之中的兵家也不主张战争，它受到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推崇，因而由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动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关注，使其复制能力一下冲出了国门，横扫宇内。
（4）其复制因子复制能力吐故纳新，就是文化的变革
文化要实现发展，却必须有复制因子的吐故纳新，否则只能是原地踏步。犹如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展进步，因为当时我国的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没有什么新的复制因子进入和汇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又因为落后而闭关锁国，拒绝新的文化元素的进入和汇集。但我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就把一个国已不国，经济陷于崩溃边沿的封闭落后的中国发展成为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发展后劲仍然强劲的大国。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子，各种新信息——复制因子大量传播到中国人民的大脑里，打破了多年的封闭，中国文化实现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如此的发展和进步？是因为自我封闭阻隔了新复制因子进入的通道。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民间与外部世界沟通信息，进行文化复制因子交流的唯一渠道——收音机也受到严格的管控，动不动就可能有收听敌台的罪名砸到头上，遭受牢狱之灾。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和进步？是因为开放了信息沟通的渠道，中外人员交流成几何级增长。加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的交流监控难度增加了，同时在意识形态的管控上也松动开放了，新复制因子进入的通道被接通，大量的新复制因子汇集进入中国人的大脑，同时把旧有的与发展不相适应的复制因子扫除大脑，实现了复制因子的吐故纳新。
文化集合构成元素——复制因子，有一部分替换掉，其文化就会对应发生性质上的部分改变，如果一些具有强大复制能力的复制因子被替换，也就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改革开放用发展取代了斗争，用科学取代了盲正是这一系列的复制因子的替换，才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飞跃发展。
就像如果没有复制因子的吐故纳新也就没有社会文化的变革一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企业文化复制因子的吐故纳新，也就不会有企业文化的变革。它的自主变革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即用能推动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复制因子，替换阻碍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复制因子的过程。
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实质，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