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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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酣·唱(5)

一天,小媳妇往娘家去了。她婆婆做饭,要用水。她也照着样儿把马鞭子往上提。不想提过了劲。把个马鞭子一下提出缸口了。这可了不得了,水缸里的水哗哗地往外涌,发大水了。不大会儿工夫,村子淹了!

小媳妇在娘家,早上起来,正梳着头,刚把头发打开,还没有挽上纂儿,听到有人报信,说她婆家村淹了,小媳妇一听:坏了!准是婆婆把马鞭子拔出缸外了!她赶忙往回奔。到家了,急中生计,抓起锅盖往缸口上一扣,自己腾地一下坐到锅盖上。嘿!水不涌了!

后来,人们就尊奉她为水母娘娘,照着她当时的样子,塑了金身:盘腿坐在扣在水缸上的锅盖上,水退了,她接着梳头。她高高举起手臂,是在绾纂儿哪!

这个小媳妇是值得被尊奉为神的。听到婆家发了大水,急忙就往回奔,何其勇也。抓起锅盖扣在缸口,自己腾地坐了上去,何其智也。水退之后,继续梳头绾纂儿,又何其从容不迫也。

水母的塑像,据我见到过的,有两种。一种是凤冠霞帔作命妇装束的,俨然是一位“娘娘”;一种是这种小媳妇模样的。我喜欢后一种。

这是农民自己的神,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这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这是他们想出来的,他们要的神,——人。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头上的一种压力。

有一点是我不明白的。这小媳妇的功德应该是制服了一场洪水,但是她的“宫”却往往在一股好水的源头,似乎她是这股水的赐予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很美,但是这个很美的故事和她被尊奉为“水母”又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但是农民似乎不对这些问题深究。他们觉得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她就是水母娘娘,无须讨论。看来我只好一直糊涂下去了。

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对若干神圣都有和统治者不尽相同的看法,并且往往编出一些对诸神不大恭敬的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比如灶王爷,汉朝不知道为什么把“祀灶”搞得那样乌烟瘴气,汉武帝相信方士的鬼话,相信“祀灶可以致物”(致什么“物”呢?),而且“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至”。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后来不知道怎么一来,灶王爷又和人的生死搭上了关系,成了“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但是民间的说法殊不同。在北方的农民的传说里,灶王爷是有名有姓的,他姓张,名叫张三(你听听这名字!),而且这人是没出息的,他因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什么事,我忘了)钻进灶火里,弄得一身一脸乌漆墨黑,这才成了灶王。可惜我记性不好,对这位张三灶王爷的全部事迹已经模糊了。异日有暇,当来研究研究张三兄。

或曰:研究这种题目有什么意义,这和四个现代化有何关系?有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与戏曲结缘

有一位老朋友,三十多年不见,知道我在京剧院工作,很诧异,说:“你本来是写小说的,而且是有点‘洋’的,怎么会写起京剧来呢?”我来不及和他详细解释,只是说:“这并不矛盾。”

我们家乡是个小县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过节,到亲戚家参加婚丧庆吊,便是看戏。小时候,只要听见哪里锣鼓响,总要钻进去看一会儿。

我看过戏的地方很多,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的,是两处。

一处是螺蛳坝。坝下有一片空场子。刨出一些深坑,植上粗大的杉篙,铺了木板,上面盖一个席顶,这便是戏台。坝前有几家人家,织芦席的,开茶炉的……门外都有相当宽绰的瓦棚。这些瓦棚里的地面用木板垫高了,摆上长凳,这便是“座”。——不就座的就都站在空地上仰着头看。有一年请来一个比较整齐的戏班子。戏台上点了好几盏雪亮的汽灯,灯光下只见那些簇新的行头,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煞是好看。除了《赵颜借寿》《八百八年》等开锣吉祥戏,正戏都唱了些什么,我已经模糊了。印象较真切的,是一出《小放牛》,一出《白水滩》。我喜欢《小放牛》的村姑的一身装束,唱词我也大部分能听懂。像“我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到现在我还认为写得很美。这是一幅画,提供了一个春风淡荡的恬静的意境。我常想,我自己的唱词要是能写得像这样,我就满足了。《白水滩》这出戏,我觉得别具一种诗意,有一种凄凉的美。十一郎的扮相很美。我写的《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和十一郎是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的。可以说,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白水滩》,就写不出后来的十一子。这个戏班里唱青面虎的花脸很能摔。他能接连摔好多个“踝子”。每摔一个,台下叫好。他就跳起来摘一个“红封”揣进怀里。——台上横拉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了好些包着红纸的“封子”,内装铜钱或银角子。凡演员得一个“好”,就可以跳起来摘一封。另外还有一出,是《九更天》。演《九更天》那天,开戏前即将钉板竖在台口,还要由一个演员把一只活鸡拽钉在板上,以示铁钉的锋利。那是很恐怖的。但我对这出戏兴趣不大,一个老头儿,光着上身,抱了一只钉板在台上滚来滚去,实在说不上美感。但是台下可“炸了窝”了!

另一处是泰山庙。泰山庙供着东岳大帝。这东岳大帝不是别人,是《封神榜》里的黄霓。东岳大帝坐北朝南,大殿前有一片很大的砖坪,迎面是一个戏台。戏台很高,台下可以走人。每逢东岳大帝的生日,——我记不清是几月了,泰山庙都要唱戏。约的班子大都是里下河的草台班子,没有名角,行头也很旧。旦角的水袖上常染着洋红水的点子——这是演《杀子报》时的“彩”溅上去的。这些戏班,没有什么准纲准词,常常由演员在台上随意瞎扯。许多戏里都无缘无故出来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念几句数板,而且总是那几句: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从哪块老?

人老先从头上老:

白头发多,黑头发少。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从哪块老?

人老先从牙齿老:

吃不动的多,吃得动的少。

他们的京白、韵白都带有很重的里下河口音。而且很多戏里都要跑鸡毛报:两个差人,背了公文卷宗,在台上没完没了地乱跑一气。

里下河的草台班子受徽戏影响很大,他们常唱《扫松下书》。这是一出冷戏,一到张广才出来,台下观众就都到一边喝豆腐脑去了。他们又受了海派戏的影响,什么戏都可以来一段“五音联弹”——“催战马,来到沙场,尊声壮士把名扬……”他们每一“期”都要唱几场《杀子报》。唱《杀子报》的那天,看戏是要加钱的,因为戏里的闻(文?)太师要勾金脸。有人是专为看那张金脸才去的。演闻太师的花脸很高大,嗓音也响。他姓颜,观众就叫他颜大花脸。我有一天看见他在后台栏杆后面,勾着脸——那天他勾的是包公,向台下水锅的方向,大声喊叫:“××!打洗脸水!”从他的洪亮的嗓音里,我感觉到草台班子演员的辛酸和满腹不平之气。我一生也忘记不了。

我的大伯父有一架保存得很好的留声机,——我们那里叫作“洋戏”,还有一柜子同样保存得很好的唱片。他有时要拿出来听听,——大都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一听见留声机响了,就悄悄地走进他的屋里,聚精会神地坐着听。他的唱片里最使我感动的是程砚秋的《金锁记》和杨小楼的《林冲夜奔》。几声小镲,“啊哈!数尽更筹,听残银漏……”杨小楼的高亢脆亮的嗓子,使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悲凉。

我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画画,会刻图章,还会弄乐器。

他年轻时曾花了一笔钱到苏州买了好些乐器,除了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连唢呐海笛都有,还有一把拉梆子戏的胡琴。他后来别的乐器都不大玩了,只是拉胡琴。他拉胡琴是“留学生”——跟着留声机唱片拉。他拉,我就跟着学唱。我学会了《坐宫》《起解·玉堂春》《汾河湾》《霸王别姬》……我是唱青衣的,年轻时嗓子很好。

大学二年级以后,我的兴趣转向唱昆曲。在陶重华等先生的倡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参加的都是云大和联大中文系的同学。我们于是“拍”开了曲子。教唱的主要是陶先生,吹笛的是云大历史系的张中和先生。从《琵琶记·南浦》《拜月记·走雨》开蒙,陆续学会了《游园·惊梦》《拾画·叫画》《哭像》《闻铃》《扫花》《三醉》

《思凡》《折柳·阳关》《瑶台》《花报》……大都是生旦戏。偶尔也学两出老生花脸戏,如《弹词》《山门》《夜奔》……在曲社的基础上,还时常举行“同期”。参加“同期”的除同学外,还有校内校外的老师、前辈。常与“同期”的,有陶光(重华)。他是唱“冠生”的,《哭像》《闻铃》均极佳,《三醉》曾受红豆馆主亲传,唱来尤其慷慨淋漓;植物分类学专家吴征镒,他唱老生,实大声洪,能把《弹词》的“九转”一气唱到底,还爱唱《疯僧扫秦》;张中和和他的夫人孙凤竹常唱《折柳·阳关》,极其细腻;生物系的教授崔芝兰,她似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常唱《拾画》,咬字讲究,有些过分;数学系教授许宝,我的《刺虎》就是他亲授的;我们的系主任罗莘田先生有时也来唱两段;此外,还有当时任航空公司经理的查阜西先生,他兴趣不在唱,而在研究乐律,常带了他自制的十二平均律的钢管笛子来为人伴奏;还有一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童心犹在、风趣非常的老人许茹香,每“期”必到。许家是昆曲世家,他能戏极多,而且“能打各省乡谈”,苏州话、扬州话、绍兴话都说得很好。他唱的都是别人不唱的戏,如《花判》《下山》。他甚至能唱《绣襦记》的《教歌》。还有一位衣履整洁的先生,我忘记他的姓名了。他爱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唱起来随时跑调,但是张中和先生的笛子居然能随着他一起“跑”!

参加了曲社,我除学了几出昆曲,还酷爱上吹笛,——我原来就会吹一点,我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地面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学里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抗战胜利后,联大分校北迁,大家各奔前程,曲社“同期”也就风流云散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就很少唱戏,也很少吹笛子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