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独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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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醉·眼(5)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她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这个戏开幕后是大红的天幕,上写六个白色大字:‘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

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忽然江青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女同志在一边不停地记,她脸色一变,问:“你是哪来的?”

“我是军报的。”

“谁让你进来的?”

“……”

“我们在这里漫谈,你来干什么?出去!”

这位女记者满面通红,站起来往外走。

“把你的笔记本留下,你这样做,我很不放心!”

江青有个脾气,她讲话,不许记录。何况今天的讲话,非同小可,这位女同志冒冒失失闯了进来,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杨成武说了几句,门外喊“报告!”,杨成武听出是秘书的声音。“进来!”秘书在杨成武耳边说了几句话,杨成武起立,说:

“打下了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我去处理一下。”江青轻轻一扬手:

“去吧!”

江青这种说话语气,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她对任何干部,都是“见官大一级”,用“一朝国母”的语气说话。

谢富治发言,略谓“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地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的。

座谈结束,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公共汽车、电车早已停驶。剧团不会给我留车。我也绝没想到让剧团给我派一辆车。我只好由虎坊桥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天都快亮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的“解放”,尘芥浮沤而已。

公共汽车

去年,在公共汽车上,我的孩子问我:“小驴子有舅舅吗?”他在路上看到一只小驴子;他自己的舅舅前两天刚从桂林来,开了几天会,又走了。

今年,在公共汽车上,我的孩子告诉我:“这是洒水车,这是载重汽车,这是老吊车……我会画大卡车。我们托儿所有个小朋友,他画得棒极了,他什么都会画,他……”

我的孩子跟我说了不止一次了:“我长大了开公共汽车!”我想了一想,我没有意见。不过,这一来,每次上公共汽车,我就只好更得顺着他了。从前,一上公共汽车,我总是向后面看看,要是有座位,能坐一会也好嘛。他可不,一上来就往前面钻。钻到前面干什么呢?站在那里看司机叔叔开汽车。起先他问我为什么前面那个表旁边有两个扣子大的小灯,一个红的,一个黄的?为什么亮了——又慢慢地灭了?我以为他发生兴趣的也就是这两个小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的,他对那两个小灯已经颇为冷淡了,但还是一样一上车就急忙往前面钻,站在那里看。我知道吸引住他的早就已经不是小红灯小黄灯,是人开汽车。我们曾经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过不愉快。有一两次因为我不很了解,没有尊重他的愿望,一上车就抱着他到后面去坐下了,及至发觉,则已经来不及了,前面已经堵得严严的,怎么也挤不过去了。于是他跟我吵了一路。“我说上前面,你定要到后面来!”——“你没有说呀!”——“我说了!我说了!”——他是没有说,不过他在心里是说了。“现在去也不行啦,这么多人!”——“刚才没有人!刚才没有人!”这以后,我就尊重他了,甭想再坐了。但是我“从思想里明确起来”,则还在他宣布了他的志愿以后。

从此,一上车,我就立刻往右拐,几乎已经成了本能,简直比他还积极。有时前面人多,我也带着他往前挤:“劳驾,劳驾,我们这孩子,唉!要看开汽车,咳……”

开公共汽车。这实在也不坏。

开公共汽车,这是一桩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开公共汽车,这不是开普通的汽车。你知道,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多挤。在公共汽车上工作,这是对付人的工作,不是对付机器。

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工作的,开车的,售票的,绝大部分是一些有本事的,精干的人。我看过很多司机,很多售票员。有一些,确乎是不好的。我看过一个面色苍白的、萎弱的售票员,他几乎一早上出车时就打不起精神来。他含含糊糊地,口齿不清地报着站名,吃力地点着钱,划着票;眼睛看也不看,带着淡淡的怨气呻吟着:“不下车的往后面走走,下面等车的人很多……”也有的司机,在车子到站,上客下客的时候就休息起来,或者看他手上的表,驾驶台后面的事他满不关心。但是我看过很多精力旺盛的,机敏灵活的,不疲倦的售票员。我看到过一个长着浅浅的络腮胡子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的角色,他在最挤的一趟车快要到达终点站的时候还是声若洪钟。一副配在最大的演出会上报幕的真正漂亮的嗓子。大声地说了那么多话而能一点不声嘶力竭,气急败坏,这不只是个嗓子的问题。我看到过一个家伙,他每次都能在一定的地方,用一定的速度报告下车之后到什么地方该换乘什么车,他的声音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保持着自然的语调高低,咬字准确清楚,没有像有些售票员一样把许多字音吃了,并且因为把两个字音搭起来变成一种特殊的声调,没有变成一种过分职业化的有点油气的说白,没有把这个工作变成一种仅具形式的玩弄——而且,每一次他都是恰好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车也就到了站,他就在最后一个字的尾音里拉开了车门,顺势弹跳下车。我看见过一个总是高高兴兴而又精细认真的小伙子。那是夏天,他穿一件背心,已经完全汗湿了而且弄得颇有点污脏了,但是他还是笑嘻嘻的。我看见他很亲切地请一位乘客起来,让一位怀孕的女同志坐,而那位女同志不坐,说她再有两站就下车了,“坐两站也好嘛!”她竟然坚持不坐,于是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笑一笑;车上的人也都很同情他的笑,包括那位刚刚站起来的乘客,这个座位终于只是空着,尽管车上并不是不挤。车上的人这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要不要坐下,而是想的另外一类的事情。

有那样的售票员,在看见有孕妇、老人、孩子上车的时候也说一声:

“劳驾来,给孕妇、抱小孩的让个座吧!”说完了他就不管了。甚至有的说过了还急忙离孕妇老人远一点,躲开抱着孩子的母亲向他看着的眼睛,他怕真给找起座位来麻烦,怕遇到蛮横的乘客惹起争吵,他没有诚心,在困难面前退却了。他不。对于他所提出的给孕妇、老人、孩子让座的请求是不会有人拒绝,不会不乐意的,因为他确是在关心着老人、孕妇和孩子,不只是履行职务,他是要想尽办法使他们安全,使他们比较舒适的,不只是说两句话。他找起座位来总是比较顺利,用不了多少时候,所以耽误不了别的事。这不是很奇怪吗?是的,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并不很难,只要看看他的眼睛。我看见,在车里人比较少一点的时候,在他把票都卖完了的时候,他和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闲谈,好像谈她的姨妈怎么怎么的,看起来,这女孩是他一个邻居。而当车快到站的时候,他立刻很自然地结束了谈话,扬声报告所到的站名和转乘车辆的路线,打开车门,稳健而灵活地跳下去。我看见,他的背心上印着字: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模范售票员;底下还有一个号码,很抱歉,我把它忘了。当时我是记住的,我以为我不会忘,可是我把它忘了。我对记数目字太没有本领了——是225?是不是?现在是六点一刻,他就要交班了。他到了家,洗一个澡,一定会换一身干干净净的、雪白的衬衫,还会去看一场电影。会的,他很愉快,他不感到十分疲倦。是和谁呢?是刚才车上那个女孩子么?这小伙子有一副招人喜欢的体态:文雅。多么漂亮,多有出息的小伙子!祝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