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之源——为人类
进步而辩
辩论与人类文化的演绎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几乎都要伴随着一场大的辩论。从我国的春秋战国直至五四运动，乃至当代的改革开放；从古希腊、罗马直至欧洲文艺复兴，乃至资产阶级大革命，都概莫能外。辩论促进了对真理、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认识，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大发展。人类社会在为真理、为正义的雄辩声中呼啸前进。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信息量成倍增长。在充满希望、充满机遇、充满挑战、充满竞争的新世纪，辩论将发挥出更加巨大的作用。
辩论是对现有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是对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开拓创新。
辩论是语言的艺术，是智慧的结晶，它演绎着人类文化的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辩论如同智慧燧石与智慧燧石之间的相撞，必将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如今，雄辩技艺正由少数天才的专利，成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追逐的梦。
作为群众性的大学生辩论赛和其他青少年辩论赛，在刚刚过去的世纪末叶，已然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这种辩论赛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与教育功能。辩手们将人生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显示出了高尚的道德人格与魅力无穷的青春风采。
应该说，辩论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毕业论文的答辩、学术问题的商榷与争鸣、法庭辩论……乃至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争论，联合国大会各成员国按程序的一般性辩论，各位官方发言人就不同问题答记者问，还有我们所说的以队式为基本组织形式的辩论会。特别是这种有评判、有队员、有正规赛制的辩论会以它本身的吸引力：双方队员唇枪舌剑的精彩表演，赛场的风云变幻、腾挪跌宕、峰回路转深深吸引在座的每位观众和屏幕前广大的电视观众，这也是辩论长盛不衰的“魅力”吧。
人类出现，有了语言，有了见解的不一致，辩论实质上便存在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演讲法则和辩论技巧的书，叫《演讲艺术》，约公元前460年成书，其作者是希腊的著名学者科来克西，他首先提出了“开头”、“主体”“结尾”的三段论，并沿用至今。
我国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尚书·盘庚》就记载，殷商时代，帝王盘庚（相传是商汤的十世孙）曾三次向他的臣民发布命令，实则是对象不同的三次演讲，有根据，有说理，有劝告，有警策，言之有序。事实证明，盘庚迁殷，是平安的，也较为顺利，颇有点中兴的味道，后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这一时代的社会风景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今天，我们仅从演说论辩的角度去看待盘庚三篇，也是相当有文采的，既有“若网在纲”，“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等比喻，也有“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等引用（古代贤者迟任之语），都是十分精当的。也有一说，认为最早的论辩是《尚书·尧典》。尧帝同放齐、灌兜及四岳辩论用人问题，因为标准不同，发生争论，最后尧帝采纳众人意见，任用鲧治水。我们说，这时的论辩只是发端，真正成就还在以后。
到了春秋战国，群雄并立，战争连绵，烽火不断，外交频繁，功于谋略。《战国策·秦策》有这样的记载：“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也就是说，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诉诸武力，能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不诉诸战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军事斗争中得不到的东西，往往依赖外交斗争来取得，希望在外交论辩中得到补偿。也正是这样的沃土造就了那许多灿若星辰，口若悬河，长于议论的“辩士”。再加上诸侯国君纷纷纳“客卿”于门下，一介布衣往往凭三寸不烂之舌即封侯挂印，“此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序），怎能不使当时饱学之士趋之若鹜，辩风四起呢？当时的晏婴，子产都是善于辞令之人。古人到底如何看待“辞”的作用呢？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这样解释：“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也正因为言辞这样重要，《论语》上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说法，而归根到底，修辞又为了“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的儒家之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儒家是十分重视语言表达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的观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礼记·表记》、《论语·学而》更是表达了孔子提倡“辞达而已矣”，“情欲信，辞欲巧”，反对“巧言令色”，因为“巧言乱德”。这与我们今天提倡写文章要求文笔流畅，感情真挚、措辞合适，反对拍马溜须曲意逢迎是一致的。《论语·宪问》中还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更进一步表达了孔子对于言过其实，光说不做或多说少做行为的不齿。我们在论辩当中，一般是采用普通话，其普通话标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表达效果，因为语言毕竟是交流工具，是媒介，《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指的“雅言”就是标准话，看来古今在语言的标准化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也一样。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的大教育家，弟子三千，其中宰予、子贡长于辩，也是有史可查的。孔子“四科”即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其“言语”所教授的内容正是学生出使四方时“专对”所用。
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观点，提出：“言近而旨远”，追求意义的深远。《孟子·尽心》中，大家熟悉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意义深远，值得思索玩味的地方。孟子另一特点就是正气凛然，诚如他自己所说：“我言，我善养吾之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他主张儒家一向主张的“仁”政，敢于犯“上”，不阿权贵，批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饥民遍野、饿殍满地的梁惠王的政治统治无异于“率兽而食之”，实“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正气！
荀况更是论述演讲、论辩的原则、目的、具体方法的一代大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君子必辩”的论断，著《非十二子》与道、法、名、墨各派一争高下，旨在宣传礼义之道，反对其他异说惑众。荀子提倡谈话之术，并主张论辩。他曾将辩论分为三类：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和奸人之辩。并自认为是士君子之辩，推崇“圣人之辩”，反对“奸人之辩”。
荀子在《说难》中还论说了谈说之难，进一步阐明了具体原则、方法：言辞必须“合先王”，“顺礼义”、“口不出恶言”，是主张遵守道德，讲究语言美，而“正其名”、“为其辞”、“推类而悖”、“辩尽其故”，则又是就论辩本身对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提出的要求。“齐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说常无不受”。就是说态度要严肃、郑重、真诚，信念坚定，用比喻，比较，热情宣传自己的东西，珍视它，重视它，这样往往被人们接受。苟子还反对“为辩而辩”，认为“以期胜人为意”（《性恶》）实“下勇”也，认为这种辩不是辩，是“争”，是“可鄙之争”。以上的经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指导意义，弥足珍贵。
在我国传统意义的文化中，向来儒道并称，道家以老庄为代表，《老子》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说。老子虽然有这样的学说，这样的言论主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正说明在老子的时代有辩论之风，有辩论之人，而且已引起老子的重视吗？庄子之辩可谓纵横跌宕，变幻莫测，他在《天道》、《知北游》等文中主张自然为文，语言重在意。最富特色的是庄子多用比喻，想象瑰丽奇特，天马行空一样，出人意表，时而如海涛汹涌，时而似行云多变。
战国时代的著名诡辩家公孙龙与他的“白马非马论”不能不提及。《公孙龙子》中写道：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亡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亡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文章以“言白以名色”，“言马以名形”为据，导出“色非形，形非色”，进而说“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否定了形色可以统一的事实，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类似还有“楚人非人”之类，为后世诡辩者纷纷效法。
战国群雄角逐，游说风行，辩难蜂起。像当时邹忌、陈轸均是史载名辩，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自不必说，孟子早就抱怨：“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再加上诸侯收揽推波助澜，难怪后来《东坡志林·游士失职之祸》有这样的话：“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有此现象，当时蔺相如凭自己的口才和智勇位居廉颇之上也没什么疑问好讲了。
法家代表商鞅，也是一个善说之人。史载，他曾对秦孝公说“称霸之道”，孝公“语数日不厌”；另一代表韩非，自己口吃十分遗憾，但为文不乏论说之道。《说难》论述劝说君王之难，《亡徵》又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
墨家代表墨翟在《小取》中说：“天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将论辩的目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一时期论述谈说的文章相当多。春秋时的《左传》虽然以记事为主，但也有记言的，如《曹刿论战》等篇；战国时的《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中更是有许多这类文章；再有汉人司马迁著的《史记》一书也有不少是记载这一时期的谈说的。
关于辩论的论述，杂家的《吕氏春秋》之中也有零星散记，观点近于庄子之说。
待到秦始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天地自行消亡，英雄无用武之地，且谋官之道也渐由地方官举荐发展到后来隋唐详备的科举考试，更多寒窗苦读的学子以笔代口，文言其声，这当然比先秦诸子因受时代限制，不得不靠广为游说推广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优越得多；也直接了当，方便得多。再者，先秦，纵横捭阖之士可直面君王，有通过对答展示自己辩才、韬略的机会，而以后各朝代，几多布衣百姓能有幸一睹“天子”？当然也更谈不上对白，及由此的平步青云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诸侯并立，各自都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自身，提高国力的问题。强者要兼并弱者，甚而统一天下；弱者要反兼并以求生存。为此诸侯国都希望谋辩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处理好各种外交事务，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但并不是说，论辩之士就此消亡，只是与战国有明显区别，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阶层相对独立存在。有些谋辩之士在历史上也相当杰出，只是没有留下专门阐发自己政治主张的文字或有关论辩的著作，或者因为有更突出的业绩以及在其它方面的更大的影响掩盖了论辩方面的影响罢了。论辩并没有随“辩士”而消亡。例如，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便是不可多得的。再有就是陈胜的那篇相当精彩的短篇演讲，《史记·陈涉世家》记载：
（陈胜）召公徒属日：“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人，且壮士不死即亡，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摆事实，讲道理，一面是死路一条，一面不仅有生的希望而且有前程无量的诱惑，何去何从？何取何舍？不言自喻。
如果说秦是一低潮，从秦以后，辩风也是日下的，或奉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语），或推崇“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傅玄语），但总的趋势中又有几个小高潮，其中西汉刘向撰《说苑》一书便是明证。《说苑》共二十卷，《善说》一卷专门论演讲与口才，是从春秋到秦汉的一个总结。刘向重视“谈说之术”，他先引了四句经典又举了四个实例，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刘向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观点，将先代已有的理论进一步加工，完善，如果说《说苑》是集大成者，想来是不为过的。
南北朝时期有齐梁间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其立足真理的自信和“不卖论取官”的品格在辩坛也是熠熠生辉，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击节。
以后历代不乏敢于直谏的名相忠臣，其中也不乏善说善论的善辩之士，但始终没有再出现“百家争鸣”的鼎盛，也没有出现纵横天下，“如丸走板，如水建瓴”舌辩古今的精彩，这固然与时代背景，与政策时令有很大关系，毕竟历史在推演，生产在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
历史的时针拔到近现代，较前代更为突出，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坚定与执着，所谓气贯长虹，其情其义感天地、泣鬼神，以致每每扼腕，不自觉地诵出来，似乎唯有抑扬顿挫之声方不辜负好文章。
鲁迅先生，可谓语言大家，口诛笔伐，其杂文开文坛一代先河，似匕首，似投枪，切中要害，独具特色。例如《“友邦惊诧”论》一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警镇压反侵略的爱国学生，而其理由，是所谓的“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先生写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毙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三个“不惊诧”和一个“惊诧”，没有再多的语言，但其悲愤，其鄙夷正是化在此无声之处。
对于夏明翰，多数朋友都会记得那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文才不错，口才也是相当好，看刑场一节，漫不经心，所答非所问：
——“你姓什么？”
——姓“冬”。
——“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乱讲！”
——“……你们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爱国。我姓夏就当然应该说成‘冬’！”
——“多少岁？”
——“共产党万岁！”
——“籍贯？”
——“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
——“这成什么话¨……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共产党不信神，不信鬼！”
——“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们的人？”
——“知道！”
——“在哪里？”
——“都在我心里！”
这便是他的信念，他的精神，他的气概了。
周总理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具有非凡的口辩才能。是友也好，是敌也罢，或者亦友亦敌，不友不敌，他总能沉着应付，自由周旋，于优雅谦逊间捭阖纵横。这其中有不少是场面十分尴尬，环境十分险恶，一般人们认为问题比较尖锐，十分棘手。看下面几个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