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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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两宋时期的反腐败思想(2)

第三节注重道德教化

宋代反腐败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强调道德教化。宋太宗亲自书写《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并刻石立于各州县衙门之南,用以警诫地方官戒贪奉廉。后来,真宗、仁宗都曾相继颁布《诫告贪污诏》。

作为国法重要补充的某些家规家训也有类似劝诫,如包拯的《家训》。总之,严惩贪官污吏在宋代初期可以说是既严格又认真的。

宋代官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万事有“先后缓急之序,须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余”,即为官从政者当首先修身正己。朱熹讲,修身的根本就是从“心上理会起”[宋]朱熹《朱文公政训》,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以达到正人的目的。可见,宋代官箴所谓修身实为修心。修心具体表现为“有公心,要尽心,能平心”。欲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不营私家,不言货利,不阿亲戚,不避仇嫌,忍所私而行大义,此之谓“公”。古人云:公生明,偏生暗,所以“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朱文公政训》。。“公”对官员来说既是严格的要求,又是严峻的考验。那么如何做到“公”呢?关键是要有一颗公心。而公心即为无心,“无心则公,有心则偏”[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正己》,《官箴书集成》。。公心的有无直接影响为官从政。“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无公心,“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朱文公政训》。为官尽心,就要“处官事如家事”,把在官场中接触到的各类人员视为自己的家人亲属,“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既然对他们充满了亲人般的深厚感情,必然能够“尽吾之心”;在这种亲情般的人际关系中,“如有毫末不至”,则“皆心有所未尽”。[宋]吕本中《官箴》,《官箴书集成》。可见这种尽心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而名副其实的尽心尽职。朱熹分析“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先其事而后其食之“心”《朱文公政训》。,依然是其“从心上理会起”思想的滥觞。此外,官员要平心,拥有一颗平静、平稳、平和的心则“物情无往不烛”,反之,如动辄发怒,迁或他人,则“吏民必将受其枉”。一炽一枉,说明官员“心不可不平”。[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尽己篇》,《官箴书集成》。

修心应达到的标准具体表现为五字箴言:“谦、和、廉、谨、勤”。这是对官员为官道德修养和基本操守最精确的概括,具备了这些优秀素质,“推而广之则达矣,写下定状则难乎?”《作邑自箴·正己》。又何必“一切听可否于吏手”《昼帘绪论·尽己篇》。。这样政务自然清明,必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吕本中在《官箴》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从此,“清、慎、勤”成为为官第一箴言,屡被后人论列。

一、为官要清廉

“廉”是历代官箴尤为重视的核心思想,为官应“廉”字当头,宋代亦不例外。“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分内事”,官、廉相伴而生,官要廉则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分内事”。如果“中无所主,则见利易动”,官吏极有可能陷于贪墨,造成严重后果:“终身不可洗濯”,“终不能以善其后”。廉官虽过着“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的艰苦生活,但“俯仰无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真可谓“其心休休,岂不乐哉”!甚之廉者,还会“必有垂报于后”。[宋]陈襄《州县提纲》卷一《洁己、节用》,《官箴书集成》。

在我国封建社会重视伦理道德、家族观念深厚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一廉一贪所造成的截然相反的后果,不啻一声惊雷,在官吏耳边敲响了警钟,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心有所主,见利不动”,万事当以廉为先,既为保全自己的名节,又为自己家族的荣辱。为此要洁己为廉,节用养廉,从两方面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廉”。

宋代一些名臣亦提出诸多反腐倡廉的道德思想。包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罗大经:“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宋]罗大经《鶴林玉露》甲编卷二《好人好事》,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杨万里:“用宽不若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诚斋集》卷八十九《驭吏上》,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思想对于净化官吏的头脑,促进廉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明集》卷一《官吏门·申儆》记载了南宋名臣真德秀劝谕同僚,各以四事自勉。他说:“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特别是泉州之地,“蛮貊聚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讼愬,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怀四知之畏而却幕夜之金者,盖隐微之际,最为显著,圣贤之教,谨独是先。故愿同僚力修冰蘖之规,各励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称为廉吏,可珍可贵。此所当勉者一也”。

为官清廉,光明正大,才能不受蒙蔽,明察是非;一身清白,没有私心,才能够和敢于处事公正。罗大经说:“杨伯子尝为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鹤林玉露》甲编卷四《清廉》。为官清廉,才能治国安民,使天下太平。陆游在《春日杂兴》诗中云:“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吏治腐败,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政权衰亡。岳飞更直截了当地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要做到清廉,首先是要深刻认识清正廉洁的意义,以及贪污腐败的危害,认识到清廉是居官者分内的事情,是最起码的为官道德。其次,要大力提倡清正廉洁,反对贪污腐败,形成一种“崇尚清廉,鄙视贪污”的社会风气。其三,是节俭。只有节俭,才能养廉;奢侈必然导致贪污。陈襄说:“仕宦有俸给之薄者,所得不偿所用。赀产优厚,犹有可诿。若赀产微薄,悉藉俸给,而乃用度不节,日用饮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繇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州县提纲》卷一《节用养廉》。南宋何坦说:“惟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盻盻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至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己不克以廉靖自居矣。”[清]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上《何西畴常言》,《官箴书集成》。

朱熹对清廉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方若水》。,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二、为官要谨慎

其一,要调查研究,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情,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于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州县提纲》卷一《疑事贵思》。

其二,要尽职敬业。朱熹主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陈丞相书》。,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是“不见吏民”。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论治道》。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论取士》。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以上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二《论官》。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的古训背道而驰。

朱熹还认为:“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吴尉》。要求为政者处处谨慎从事,“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总论作郡》。。

正身率下,修己治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由内圣而外王、“修身为本”的思想,十分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及其与外在政令教化的联系。他说:“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论治道》。即当政者的自我道德修养是其治国安民的本原和基础。为此,朱熹要求为官者不仅要勤于具体事务,更要于“自家身己做本领”,经常检束身心,“使知为克己之学,以去其骄吝之私”。并通过不断地锤炼和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外在的人情世故,特别是日常政务。他对一官员说:“暇时速须收敛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义理,事物之来,随事省察,务令动静有节,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则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众理易明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把克己自检与应事接物紧密联系,内外结合,本末相应,达到理想的为政目的。这种为政思想,内在地包含了正人先正己的主张。所以朱熹又说:为政“大要在于详审……又其大本,则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答李诚父书》。。他经常性地劝告为官者要把正己修身置于匡君治民之先,只有自我“身心安静,精神专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赵尚书书》。,方能真正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名儒,他的这些官德思想后来得到不少官员的倡导,甚至身体力行,一些官箴著作也吸收采纳,明人彭韶还专门择取其言论而成《朱文公政训》,从而对历代的官德建设和官员的自我约束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大力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今天,这些思想不无借鉴意义。

三、为官要勤政

宋代官箴多次提到官员要勤于职守。“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官箴》。,“莅官之要,曰廉与勤”。“勤”是宋代官箴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受到特别重视。“勤”的具体表现为:“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屏,所谓公而忘私”,只有如此方能称之为“勤”。“勤”贵在持之以恒,是考验官僚耐性的高标准要求。要做到勤,“其要莫若清心”以上见《昼帘绪论·尽已篇》。,心清则勤。心清则无旁骛,自然会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勤于职守,毫不懈怠。“廉与勤”思想,要求官僚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作邑自箴·正已》。,使理论思想成为实际从政的具体指南,把为官理论贯彻到从政实践中去。

真德秀说:“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潭州谕同官咨目》,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欧阳修甚至说:“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因为“不材之人,不能驭下,虽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诛剥,更无贫富,皆被其殃,为害至深”。所以,他主张:“尽取老病缪懦者与赃吏一例黜之。”《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六《再论按察官吏状》,中华书局,2001年。

要早起问政,使事无积滞。“被底放衙,昔者尝以为戒。凡当繁剧,要须遇鸡鸣即起,行之有常,则凡事日未昃俱办,而一日优游闲暇矣。倦于起早,或遇宾客过从,往来迎送,夺其日力,则一日之事俱不办。一日之事不办,则明日之事益多。况凌晨神气清爽,心无昏乱,故起早亦为官第一策。昔鲁文伯母,言卿大夫一日勤事之节,曰朝考其职,然则古人亦审此久矣。”《州县提纲》卷一《晨起贵早》。“公事随日而生,前者未决,后者继至,则所积日多,坐视废弛。……要当随日区遣,无致因循。行之有准,则政有条理,事无留滞,终于简静矣。”《州县提纲》卷一《事无积滞》。

要摒除杂务,专心政事。官场庶事甚多,如送往迎来、游乐宴会等等。如果沉溺于此类事务之中,也就难于处理好政务。

以上这些官箴教育,正反对比,古今结合,谆谆告诫官僚为官从政应具备廉、仁、公、勤的道德品质修养,上可仰答朝廷之恩,下可抚慰士民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