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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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腐败丛生与政治动荡(2)

东晋的官员享有一项普遍而合法的敛财特权,那就是所谓的送迎之费。早在东汉时期就兴起了所谓送故的风气。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82页。魏晋之际,不但“送故”,还加“迎新”,这成为官场交往的普遍现象。西晋的司隶校尉傅咸指出,当时所谓“送故迎新”,已经达到“相望道路”的程度,并且认为这种现象令“巧诈由生,伤农害政”,“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到东晋时期,“送故迎新”不但成为官场惯例,而且还有所谓“送迎之费”。东晋初丞相西阁祭酒丁潭曾上书称,“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晋书》卷七十八《丁潭传》。。所谓“送迎”主要指地方长官的上任与离任。在送迎费用中,购置房产是“理所当然”的。新官上任,要由官家建造新房居住;期满离任时,房产已成私有。于是,地方官员就竞造豪华宅院,竞置奢侈家具。对此,范宁曾上书陈时政道:“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房产只是送迎费用中比较明显的项目,此外尚有数以万计的钱物、财宝,甚至还附有供奴役的吏卒。地方官员的换任,成为百姓身上的极大负担。深谙地方情况的余姚郡主簿虞预也曾指出:“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晋书》卷八十二《虞预传》。

积习已成惯例,是难以扭转的。更有甚之,新官利用这种所谓“送迎之费”作为敛财手段,而朝廷则惠予纵容,美其名曰“恤贫”。上引范宁上书中又指出道:“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在所谓恤贫的名义下,朝廷为官僚,特别是新入仕途的官员提供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员以家境贫困为由,请求出为地方官员,以便从中贪贿。世家子弟王述便利用“恤贫”的方式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史载,“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通过所谓“恤贫”去敛财,使得贪污成为合法,这种视贪污为合法的王朝能够久长吗?

二、短命的南朝与衰落的世家

永初元年(420年),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取代了。刘宋初期,特别是文帝元嘉年间,推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奖励农耕,促使经济繁荣,史称“元嘉之治”。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生活节俭。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文帝刘义隆曾特下诏书倡导简约:“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八年三月条。

由于皇帝以身作则,因此朝廷敢于惩治腐败官员,特别是职位高的贪官。不但地方高官,如曾任雍州刺史的张邵、刘真道,以及广州刺史刘道锡、吴郡太守庾登之等因贪赃而受到严惩,甚至连势倾朝野的吏部尚书庾炳之,也因“颇通货贿”而被免官。详见《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卷四十七《刘真道传》、卷六十五《刘道锡传》、卷五十三《庾登之传》。

刘宋政权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不仅仅出于廉政的目的,也有排挤政敌,特别是压制世家大族的用意。随着东晋王朝的覆灭,门阀政治也告结束。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世家大族的势力虽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南朝之后。

世家大族子弟往往盲目地自我标高,他们争着去做所谓清要的官职,鄙薄繁杂的实际事务,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干练的行政能力。世家子弟占有一定的权位以后往往空谈阔论,却无所作为,他们常常以酗酒、服药为清高的标志。其实,行政上的不作为也是吏治腐败的一种表现。更有甚者,空谈与不作为,酗酒与服药,竟熏染了社会,形成一股腐臭风气。

不仅世家子弟惯于酗酒与服药,许多士大夫也竞相效仿。因此,酗酒与服药影响颇坏,尤其是服药,危害最大。带头服药的是魏晋时期的所谓正始名士,其中又以何晏为首,王弼、夏侯玄也热衷此道。他们所服之药统称作寒食散。寒食散大多以矿物质为基本成分。其中有一种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组成,名五石散,服用者最多,为寒食散的代表。何晏声称:“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篇》何平叔云条。可见,服药主要是因为精神上空虚。其实,寒食散不仅毫无滋补作用,反而大有毒素。服药后,人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药性发作时,不仅不会“神明开朗”,反而会陷入莫名的恍惚状态。到南朝以后,世家大族逐渐被排出政治舞台。世家大族虽然标榜清高,但是他们并非不想追求名利,绝不甘心脱离繁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服药竟成了世家大族子弟排遣空虚的常见行为。有时,他们还借着挥发药毒及散热驱寒的需要而赤膊跣奔地放浪形骸,做出种种荒诞无稽的举动来,以此发泄不满。以上内容参见李凭《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文献》1993年第3期。这种风气不仅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国家行政机体。

刘宋以后,许多寒族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入政界的,而这也正适应了南方列朝压抑世家、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寒族是相对于世族而言的,其成分比较庞杂,包括庄园主、商人、未能进列为世家的地方豪强、富裕起来的自耕农,等等。寒族兴起于刘宋的孝武帝刘骏朝。孝武帝为了压制世家大族,就重用寒人执掌机要。孝武帝重用的寒人是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等人。

戴法兴与戴明宝在孝武帝时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任东海国侍郎,亦兼中书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属员,官品很低,但其上递奏文,下宣诏命,执掌机要,因而逐渐参与决策,权力越来越重要。据记载,“世祖(孝武帝)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戴)明宝”。而戴法兴等人在掌握大权之后,便狐假虎威起来。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肆意纳贿,大行腐败。“(戴)法兴、(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明宝骄纵尤甚”。《宋书》卷九十四《戴法兴传》。

孝武帝刘骏去世之后,戴法兴等人更加张扬,权势过于膨胀,终于招致嫉恨而被杀。

宋明帝刘彧即位以后,继续重用寒人,于是又有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寒人操持权柄,他们较戴法兴等人的权势更有过之,史载“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阮佃夫等人的贪污腐败亦不亚于戴法兴等人,他们“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匹,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馐,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尝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虎贲中郎,傍马者员外郎。朝士贵贱,莫不自结,而矜傲无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兴沈勃、吴郡张澹数人而已”。《宋书》卷九十四《阮佃夫传》。小人得势,其贪婪之心更是毫无顾忌的。刘宋朝廷就这样迅速地被锈蚀而消亡了。

刘宋以后的齐、梁、陈三朝也都经历了前廉后腐的过程。

萧齐王朝的前两代帝王也曾提倡节俭,注重吏治,奖励农耕,发展教育,因此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永明之治”。但是,经济繁荣给齐朝后来的统治集团提供了贪污腐化的物质基础。豫章王刘嶷曾任荆州刺史,返回京师建康后斋库失火,竟将荆州还资烧掉,据估计损失价值三千余万,于此可见他在荆州任内拼命搜刮的状况。《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嶷传》。曹虎任雍州刺史,“得见钱五千万”《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较刘嶷更多。而广州刺史更是肥缺,当时相传,“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卷三十二《王琨传》。。皇帝对于刺史在地方上的搜刮行径大都是纵容的,因为他们罢任回京后按惯例都要向朝廷献纳。如史载,崔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齐武帝)以此嘉之”《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齐朝也重用寒人执掌机要,如纪僧真、茹法亮、吕文显等均曾担任中书舍人。他们都势倾朝廷,也都荒淫贪婪。详见《南齐书》卷五十六《幸臣列传》。

齐朝为时仅二十余年就被梁朝取代。梁朝初建时也曾吏治清明,经济发展。梁武帝是文化素养很高的皇帝,他的个人生活一直很简朴,始终勤于为政。史家评论道:“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但是,梁武帝对于宗室贵族过于宽纵,致使他们大多为非作歹,毫无顾忌。而群臣也随之腐败成风,其中最典型的是鱼弘。史载鱼弘“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二十八《鱼弘传》。

梁武帝重用朱异执掌机密,由此“(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他“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朱异也善于利用权势贪污,因此“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史家评述道:“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这种奸佞小人,在治国方略上也往往十分短见。但是,梁武帝却一味听信朱异的误导,致使梁朝在侯景之乱中败亡。

陈朝前期的吏治也较好。武帝陈霸先、文帝陈蒨和宣帝陈顼都注重节俭,关心民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史载,武帝时“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陈书》卷二《高祖纪下》。。文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励矣”《陈书》卷三《世祖纪》。。由于皇帝自身俭朴,因此“下不容奸”,敢于严惩腐败的高官。侯安都是武帝与文帝两朝功臣,史载,“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陈书》卷八《侯安都传》。,最终被文帝处死。由于皇帝自身俭朴,因此陈朝出现不少清廉的官员。例如,孔奂“永定二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毡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陈书》卷二十一《孔奂传》。又如,张种“沈深虚静,而识量宏博,时人皆以为宰相之器。……仁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陈书》卷二十一《张种传》)。

陈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即位以后,陈朝腐败速度惊人。陈后主是荒淫昏君,他将朝政都交给宦官和他宠爱的贵妃张丽华裁决。张贵妃等因此而擅掌朝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陈书》卷七《张贵妃传》。。后主荒淫,宰臣江总也不理政务,史载,“后主之世,(江)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陈朝统治日趋腐败,北方隋朝却方兴未艾,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于南下的隋军。

第三节十六国北朝的吏治整顿

一、后赵、前燕与前秦的吏治建设

十六国时期是少数民族割据的时代,各个政权为了存在与发展,都面临着与其他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激烈争斗,也都必须适应传统的中原汉族文明。建立与健全吏治则是各个政权建设与巩固的必要环节。在这方面,后赵、前燕与前秦都曾作出努力。

后赵国主石勒一心想要建立合于国情的制度。他曾“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石勒还重用汉人张宾为谋主,锐意改革,他称赵王以后,“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后赵在石勒时期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吏制,这是它国力强盛的原因。

前燕在慕容恪统治阶段政治稳定,原因也在于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吏治。慕容恪虽综大政,而“未尝专决。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穆帝升平四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