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求新、求变、求解放的时代精神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也将这个古老的国度带入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多难兴邦，每一次国家和民族的灾难都会成为青年一代成长的力量。不期而至的灾难，让在无微不至的关爱中长大的“80后、90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让他们展示了自己潜藏的力量。这力量给予我们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和期待。
中国崛起的信心在哪里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受着王朝治乱循环逻辑的支配。每一个朝代，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结构。而这种打破封闭结构的力量，总是内外结合的，但是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闭结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经典思想，这一长期在东亚地区领先的文明，越来越找不到走出封闭循环的出口。中国的思想界和推进历史创新的动力，陷于枯竭，并且危机重重。虽然有些反西方论者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落败是偶然的，可是，对历史只要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强制力量的冲击，实际上是宋代以来中国一再遇到的情景的再现罢了。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更为严重，以至于使中国重建封闭结构的机会也完全丧失了。中国历史于是便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型”，他预言这一过程将持续三百余年。
治乱循环结构的打破，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20世纪，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70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时，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年轻人在完全没有战争和动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但他们能否在没有内外战争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呢？因此，对于参与创造中国崛起过程的人们来说，有责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创造力量以及将力量用于缔造和平，将之视做更为伟大的事业。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家的兴衰正如家族的兴衰。
美国着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其生命也存在着一个周期，从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称做“国家生命周期”。他这样解释这个观点：在单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发明速度、创新速度和生产率的下降，缘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应，即没有愿意重复新工业或老工业周期的新人来替代第三代人；对承担风险的态度的转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高额利润未被再投资于生产资本；行会、工会、公司、政府实行垄断；工人和投资旧技术的企业家抵制变革，等等。他从技术变革、生产率以及社会能力、价值观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避开了一般周期理论家都提出的周期年限问题，比如康德拉季耶夫45-100年周期，乔舒亚·戈尔茨坦的50－55年的周期，库茨涅茨20－25年周期，莫德尔斯基100年霸权战争周期等。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历史周期的权威研究。不过，金德尔伯格国家生命周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来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经过短期的动荡，中兴，最后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对兴衰的这个方面，历史上政治家们也有相当多的洞察。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非常自信地宣称，他找到了克服治乱循环铁律的办法：“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正确地看到，王朝兴衰的根源在于统治阶层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要出现的僵化症候。他开出的药方也确实是正确的，那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让政府时刻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家的兴衰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特定时期，世界总是朝着形成一个等级秩序的方向运动。几个主要的大国彼此角力、联合，从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的国家开始崛起，有的国家则走向了衰落。而该秩序的领导者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总是严重地冲击着现状。主导国家集聚资源应对挑战者，并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相对衰落，伴随其地位的降低，该秩序就可能解体。如果该秩序的领导者是在战争时期遭受重大挑战，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新兴国家是在和平间歇期发展成为领导者，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较慢。最好的情况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像英国与美国那样。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就国际体系而论，即使在面临列强瓜分蚕食、力量严重衰落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半壁江山沦陷后的40年代，其国际地位甚至还能上升到世界四强，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单独吞下它，大国联合起来干干净净地吞下它，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大国”，一直是体系内部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体系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伴随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国道路，中国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辩论的中心位置。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
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着的历史潮流。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19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2003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实际上，中国自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过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经济综合实力跃居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迅速加快、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大加强、外贸成绩显着、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2007年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元（3.37亿美元）已超过德国（3.28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13.98万亿美元）和日本（5.29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三。1978——2007年的三十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85%。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6.5倍和5.4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7年的36.3%和43.1%。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国际地位的突然上升，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等等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反应来看，中国的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崛起冲刺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从原来不受关注的状态进入饱受关注的中心地带，崛起国家开始面临既有大国的日益强大的压力，必须加快发展步伐，尽快实现综合国力与第一世界大国看齐。
中国领导人表述了中国办好自己的事，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信心和举措，“中国信心”为世界瞩目。
2008年9月，美国纽约，华尔街，到处闪过人们惶恐不安的脸。在此之前，从美国房贷两巨头——房利美、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再到美林、AIG、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大投资银行被收购、政府接管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引发了“金融海啸”，波及世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一时国内人心惶惶，什么样的言论都出来了。
中国自然也在密切关注这场危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当金融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信心尤为重要，人民的信心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信心也尤为重要”。生长于战乱之中，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铸就了温总理坚韧勇敢的性格：“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难。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温家宝希望，人们日后能记住两份“精神遗产”，直面挑战不退缩并带领人民去克服，是其中一义。温家宝说，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而这也是一个大国让世界听到的声音。“我始终相信，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温家宝充满自信的话语，向世界表明：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的中华民族对光明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在亚欧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胡主席还强调，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信心与勇气像星火相传，正是源于这种信心与勇气，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正是源于这种信心与勇气，面对各种困难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也正是源于这种信心与勇气，中国人民对战胜小康社会征程上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
美国知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公布最新调查，在被调查的24个国家中，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这项名为“国家信心指数”的调查发现，由于多年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举办奥运会的各项举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国家发展方向持最为乐观的态度，在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名列第一。
“皮尤”研究中心访问了3212名居住于北京、广州、上海等八大主要城市，以及八个省的其他中等城市和周边乡村的中国成年人。调查的结果显示，86%受访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满意，82%的受访者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而且，中国人对目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示满意，如家庭生活、个人收入和工作等方面。
社科院经济学家何振一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人民对经济发展状况充满信心是必然的。随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光明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信心指数”吧：一、中国86；二、澳大利亚61；三、俄罗斯54；十、德国34；十三、英国30；十六、法国29；十九、日本23；二十、美国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