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伴随着经济起飞、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近年的碳排放量有所增加。2000年-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达9.1%，其中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的90%，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4，CO2排放占世界总量的1/3。中国现在有8亿千瓦的装机容量，煤炭为燃料的电站比重约占70%以上。而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成为了“高碳经济”的代表。
然而客观地看，目前的气候变化实际是由发达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累积的碳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间排放的CO2量，占到了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1950年-200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的77%。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在历史上的CO2排放量是很低的。1904年-2004年的一百年间，中国的CO2排放量只占全球的8%；1950年-2002年，排放量也只占全球的9%。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也不高，根据2004年的国际统计资料，中国人均排放CO2是3.6吨，只有世界人均值的87%左右。这个数字也是发达国家人均的1/3，仅接近于美国的1/5。再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对CO2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很小，世界的弹性系数是0.6，中国只有0.38左右，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增加的CO2排放量较小。
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当中，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难以避免。而最近15年，早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1%。此外，中国的出口产品由发达国家进行消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却由中国买单，这大体占中国排放总量的14.5%-24%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的CO2排放总量当中，为别人“买单”的部分就占了近两成。
虽然依据《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而且如上分析，中国的人均排放、历史排放都较低，但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寻求减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并承诺不重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发展老路。
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透露，中国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具体指标将被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碳减排目标将会更高，减排力度也会更大。
在2010年11月25日由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除了做出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承诺，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此次会议还要求，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一系列详细的规划说明，中国的承诺不是空话，而是积极的行动！
走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2009年8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多个场合表示，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目前已达成共识：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是解决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式。回顾近半年来国际上的各项重大会议，今年11月14日闭幕的APEC会议、11月7日闭幕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0月30日闭幕的欧盟首脑会议、10月18日闭幕的主要经济体论坛、9月25日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三次金融峰会、7月28日闭幕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8日闭幕的八国集团（G8)峰会等，不难发现，这些会议无一例外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了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事实上，中国正在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相继建立便是迈出的一小步。今年3月28日，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在武汉成立；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虽然这些交易所都只是企业行为，还只能从事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碳交易，但他们正在尝试涉足自愿减排碳市场。
总体来看，中国正在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但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薄弱。比如，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低碳产业比重低的现实；作为后发达工业化国家，我国在碳减排技术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并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容易受制于人；在碳交易市场，我国所占的份额还很小，没有碳交易定价权，相关的碳交易金融衍生品极度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达1264亿美元，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只有约54亿美元（按交易量占比估算），只占全球市场的4.27%。同样代表一吨CO2减排额的EUA的价格，在2008年8月价差达到10欧元，即使因为金融危机两者的价差缩小，目前两者2012年到期的期货价格还有3欧元-5欧元的价差。按我国2008年所占碳市场的份额粗略计算，我国光因价差（按10欧元计算），一年中便有约33亿欧元的碳资产流失了。
展望未来，针对低碳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上述薄弱环节，我国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必须以“低碳”为先导进行技术创新，否则在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中将会失去竞争力。目前，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已开始全球扩张，进行低碳技术改造，以期抢占全球低碳经济市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技术二元结构对中国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存在一定的影响：我国很多国有大型企业所采用的低碳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这些低碳技术并没有大规模地在本行业内得以扩散，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采用的技术往往远远落后于大企业。因此，未来我国要尽快推进低碳技术在中小企业的应用，帮助企业进入低碳经济轨道。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需要打造新的低碳产业链，使价值分布向低碳技术环节倾斜。目前我国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是向资源型企业倾斜的，低碳经济的发展将改变这一分布，即向掌握低碳经济核心技术的环节和链条倾斜，改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或降低其创造的单位GDP的碳强度)；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要发展低碳工业园，开拓低碳经济示范、试点区域。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希望从中总结出可行模式，陆续向全国推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地区和部门的特点选择试点区。比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低碳经济试点区，通过相关政策吸引研发及高端制造业投资，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也可以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率先试点，通过低碳技术的引入和改造，使之成为探索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要鼓励低碳产品贸易、低碳技术贸易，但要反对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由而设置的各种“绿色壁垒”。发达国家在支持和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主导国际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来迫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昂代价进口其技术装备，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输出。对此，世界各国应共同协调贸易政策与标准，建立起新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防范绿色壁垒的贸易体系。
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来看，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多一点大国智慧，少一句大国口号
当代中国人的“大国梦想”、“大国情结”，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浓烈的，但也不会比任何民族淡泊。因为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自生、自足、完整的文明体系，在周边世界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遭遇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人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至今很多人说起小国家时仍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国家的危机与民族的屈辱频频刺激着国人敏感的神经。然而，即使在割地赔款求和甚至亡国的危难时刻，仁人志士一点也没有放弃复兴国家的理想，反而强化了固有的大国情结。中国的国名不断地暗示着我们是“中央之国”，龙的图腾以及长城、黄河、长江等概念都被用来加强我们的自豪感，古老的哲学也不断给予我们自信心，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来自大漠的蒙古满清征服者也一再出现在舞台上映衬我们的大国之梦。今天，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范围和程度扩大，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和世博会在中国轰轰烈烈地举行，我们的大国情结也空前高涨。
在西方却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把国家与世界相提并论，后者是上帝才能控制的。有些国家不仅不想做什么大国，甚至还有小国情结，也许是因为国家小，政府小，给人的感觉才更贴近。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产业，细心打理自己的生活，精心修饰自己的花园，无需刻意迎合别人。有的小国宁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加入欧盟。他们生存的根基在自己的文化里，这种文化又扎根于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有普遍的宗教和理性秩序做保障。和我们十多亿人的翘首关注奥运不同，除非为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和广告收益，很多西方市民并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大戏去打扰他们。
与古代中国相比，与现代西方相比，我们的大国情结里所表达的自尊自强的渴望，其实深深地渗透着弱者的自卑，人们急于在全球化的主流世界里证明自己，赢得面子，摆脱一百多年来一再失败、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获得进入世界中心的感觉。平常，我们好谈国家大事，即使小事也动辄要上升到国家政治上；我们闲谈国际时事，总也离不开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因为，我们生存的古老文化根基被彻底动摇，我们的精神迷失了方向，除了少数精英有能力沿着某种阶梯直接进入国际舞台之外，绝大多数卑微的个体被外来文明造成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前程只能寄托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里，这种沉甸甸的寄托就构成我们的大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