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这五位志士，是在周蓼洲先生被逮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牺牲的啊。到了现在，苏州郡的贤德的士大夫，向巡抚恳请，清除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废址来筑坟安葬他们，并且在墓门之前立了碑石，以表彰他们的行为。啊！也是很荣耀的啊！
五位志士的死，离现在筑墓安葬，时间仅十一个月。在这十一个月中，富贵子弟，慷慨激昂的仕宦得意之辈，生病而死，死后沦没不值得一提的，也够多的了，何况是本来就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呢！唯独五位志士的名声昭彰，这是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之中德行足以为士人榜样的，为他伸张正义，敛聚银钱以为路费，送他启程，痛哭之声震动天地。东厂捕人的差役按着长剑走到前面来，厉声喝问：“是为谁而哀哭！”民众不能忍受，将他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吴地巡抚的官员，是魏忠贤的亲信，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他指使的。吴地的民众正悲愤填膺，于是便趁他厉声喝斥之机，呐喊鼓噪着追逐他，中丞藏在厕所里才逃脱了。事过之后，他诬称吴民叛乱，奏请朝廷镇压，按律处死了五个人，是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排列在墓穴中的五位。然而五位志士临刑之时，意气昂扬，喊着中丞的名字痛骂他，谈笑自若地面对死亡。割下的头颅挂在城上，神色依然一点也不变。有几位贤德的士绅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位志士的头颅用木匣收藏起来，终于和尸身聚合。故而如今的墓穴中，完整地安葬着五个人的尸体啊。
啊！大宦官魏忠贤祸乱天下，达官贵人而能不改变节操的，四海之内，有几个人啊！而五位志士出身于平民，从来没有蒙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激奋昂扬，大义凛然，足践死地而不顾盼犹豫，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权阉伪造的诏书纷至沓来，捉拿东林党人的捕快，遍布天下。而终于因为我们郡城民众一次愤怒地反击，不敢再予以株连惩治，权阉也畏惧正义而有所顾忌，篡位的阴谋，难于很快地实行。等到圣君即位，权阉在被贬黜的道路上自缢身死，不能说不是五位志士的力量啊！
由这一点来看，如今的那些依附权阉得到高官厚禄的人，一旦犯法抵罪，有的脱身逃走，远近都不能容身，又有的剃光头发闭门念拂，有的假装疯颠不知归于何处的，他们这种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和五位志士的死对照起来，到底是哪个轻，哪个重呢？正因为如此，周蓼洲的忠义品节昭示于朝廷，获得了美好显贵的追赠和谥号，身后十分荣耀。而五位志士也能够得到大墓安葬，将他们的姓名刻碑立于大堤之上。四方的人士，经过这里没有一个不施礼致敬而感动流泪的，这本来也是百代的幸遇啊。如果不是这样，使五个人能保住头颅，在家中病老而死，那么，尽其一生，在上位的人都可以役使他们，怎么能使英雄豪杰们倾心俯首，在墓前扼腕拊胸，抒发其仁人志士的悲痛之情呢！故此，我和同社的诸位君子，哀惋五位志士的墓只有碑石，而为它写了这篇碑文。也是为了用来阐明如何对待生死的重大意义，说明平凡的个人也可以对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的道理。
上面提到的几位贤德的士绅是，太仆寺卿吴公因之，翰林文公文起、姚公孟长。
解读
明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祸国殃民，迫害一些平时较同情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和读书人，引起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五人墓碑记》就是一篇记叙当时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宦官集团进行斗争以及颜佩韦等五壮士因此被害的碑文。作者赞扬了五壮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豪迈气概，阐发了老死于家，不如为国而死的思想，并且批评了封建士大夫不敢申张正义，只顾保全自己的卑劣行为。文章夹叙夹议，感情激昂充沛，富有感染力。
活学活用
一位知名的文学家，给几个和自己非亲非故，“生于编伍之间”的平民百姓撰写墓碑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情。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朴素的民主思想，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清人吴楚材说：“（本文）当与史公伯夷、屈原二传，并垂不朽。”确非过誉之辞。
全文贯穿了一个“义”字。五人之死，是“激于义而死”，五人在就义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开明士绅为之安葬，作者为之作记，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义”字。本文之所以能在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正是由于作者能够抓住这个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