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在奖励优秀员工时，是在履行自己所称的“高绩效文化”。IBM实行“个人业务承诺计划”，即IBM每个员工工资的涨幅，都有一个关键的参考指标，这就是个人业务承诺计划。制订承诺计划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员工和他的部门经理坐下来共同商讨，立下一纸一年期的军令状。经理非常清楚手下员工一年的工作目标及重点，员工自己自然也要努力执行计划。到了年终，经理会在员工立下的军令状上打分。当然，部门经理也有自己的个人业务承诺计划，上一级经理会给他打分，层层“承包”，谁也不能搞特殊。IBM的每一个经理都掌握了一定范围的打分权，可以分配他所领导的团体的工资增长额度，有权决定将额度如何分给手下的员工。1BM实行的特岗特薪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赏罚种种内容中，有荣誉的激励，经济的激励，还有职务升迁的激励，在不违背信赏信罚赏罚制度的原则条件下，要根据立功者、受赏者的需求而赏，好比是人在雪中要给奖就给予炭的奖励，人在雨中要给奖就给予伞的奖励。这样赏的效果才会更好。对于罚，也应如此。罚其最能触及受罚者心灵的，这样才能促使受罚者改过自新。
纽约一家一流的印刷公司的一位技师，负责维修公司数十台打字机，以及其他机器。技师抱怨说工作量太大，而且工作时间太长，工作又枯燥无味。为了纠正这位技师的态度和观念，而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该公司的董事长给这位技师配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在门上钉上了一个“维修科科长”的牌子。这么一来，他的地位就由普通的技工摇身一变成了科长，他的能力得到了承认，这样就满足了他的自重感，消除了他的不满情绪，使得他更加卖力地工作了。
罚是伤人的方法，而以赏代罚则是用一种诚意给人以实惠的合作方式，既可以调动积极性，又可以不使人产生抗拒的逆反心理。当“罚”的方式不能奏效的时候，不妨用一下“赏”的方式来鼓励教育，以达到目的。凡是善于管理的人都懂得使用赏罚之法，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自己对某一个人赏罚分明是自己的做人原则，一家之主对一家成员赏罚分明是家规，一厂之主对一厂员工赏罚分明是厂规，一国之主对一国之人赏罚分明是国法，也就是说各阶层的做事原则都是一样的。“慈不掌兵，义不经商。”英明的领导者驾驭属下，靠的都是刑和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作为部属，无不害怕被责罚而喜欢受奖赏，所以领导者只要掌握好刑和德，那么部下就会害怕他的威严，而去争取奖赏。赏和罚是领导者手中的判笔，领导者必须牢牢抓住，否则就会权柄尽失，一片混乱。正如鬼谷子所言：“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右主赏。”
经商之道
鬼谷子的“符言术”，对现代经商也大有裨益。只是经商者要首先给自己定位准确，要明达、善于听取忠言，赏罚分明，而且经商者还要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同时经商者对市场行情还必须全面察知，并能够根据市场信息作出周密的策划和部署。可以这样说，只要经商者能够深刻地了解和领会鬼谷子“符言”中的九大原则，尤其是主问、主赏、主周等原则，就一定能够取得经商的成功。
体察人心了解下属
统御者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虚心地亲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保持与民众的接触，才能更好地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更好地管理国家和社会。
战国时期，齐国公子孟尝君喜欢结交豪侠文采之士，家里养了很多门客。在这些人当中，有个叫冯谖的。有一次，冯谖替孟尝君到薛地讨债，临行前，他问孟尝君需要添些什么东西，孟尝君随口说：“你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些回来。”冯谖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召集起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有些老百姓因还不起债而发愁，冯谖却当众决定：还不起债的，一概免了。说完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了。冯谖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向孟尝君汇报。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冯谖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就缺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人心’买回来了。”孟尝君很不高兴，但也没再说什么。后来，孟尝君被齐王解除了相国的职位，前往薛地定居。他的车马离薛城还差一百多里，就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动，他对冯谖说：“你过去给我买的‘人心’，我今天算是看到了。”
从古至今，各王朝的建立和颠覆，无不证明了民众在历史潮流中的巨大作用和不容忽视的地位。唐太宗把民众与统治比做是水与舟的关系，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先贤孟子也曾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由这些足见前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
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海内，建立了强大的秦朝。但是他不懂得“民为贵，君为轻”的道理，残酷剥削、压榨百姓，丧失了人心。秦二世的统治更是昏庸暴虐，他害怕别人识破他与赵高的阴谋，坐不稳皇位，便问赵高该怎么办。奸诈阴险的赵高说：“必须采用严刑酷法，把那些老臣全部除掉，用新人来代替他们。”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冯去疾、冯劫等大批功臣纷纷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也不放过，他们将十二位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公子和十位公主都杀害了。因受到牵连而被杀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弄得全国上上下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人人自危。不但如此，因为朝廷混乱，官员都乘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怕自己被牵连到各种各样的冤案中。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在大泽乡举行起义。仅仅三年的时间，秦王朝就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这段历史，说“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在古代，如果统治者不施仁义，只用强权压制臣民，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叛乱造反。可见，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最愚蠢的。有些人凭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嚣张一时，他的结局不会很光彩。就是有权有势如君主，也并不是天下的主宰，真正的主宰是道德、是公义。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曾联合富弼、欧阳修等人实行“新政”。他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命极为严格。他曾亲自取来各地官员的名册，一个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那些碌碌无为的官员毫不心慈手软。当他发现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时，就将此人的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销，逐出官场，另外选拔一些比较干练的人。富弼对范仲淹素来很敬重，看到他在整肃吏治上如此不留情面，不免有些担心，便从旁劝阻说：“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掉很容易，可是这样一来，被勾去名字的人就要全家痛哭了！”范仲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一家人哭，总比让千家万户哭要好得多吧！”
富弼从一个人被免职想到他的全家，虽然体现了宽仁之心，但他的仁属于“小仁”；而范仲淹想到的是千家万户，天下万民，这才是“大仁大义”的体现。而这也正反映出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
民众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同样的，在现代商业领域中，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如果管理手段简单粗暴，不注重企业和品牌在社会公众当中的形象，也会导致管理的混乱和失控，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国食品公司雀巢公司就曾因管理不善而遭遇信任危机，差一点便兵败“滑铁卢”。
雀巢公司至今已享誉百年，它生产的速溶咖啡风靡全球，是其拳头产品之一。然而在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种舆论，说雀巢食品的竞销，使发展中国家母乳哺育率下降，从而导致了婴儿死亡率上升。到了80年代，更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抵制雀巢奶粉、巧克力及其他食品的运动。面临严重的危机，雀巢公司不得不重金礼聘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帕根来商量对策，帮助雀巢公司渡过这一难关。
受此重托后，立即着手调查分析。他发现，造成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雀巢公司以大企业、老品牌自居，与公众之间缺乏信息交流。据此，帕根制定出一个详细周密的公共关系计划，呈报给雀巢公司。帕根把行动的重点放在了抵制最强烈的美国，虚心听取社会各界对雀巢公司的批评意见，开展大规模的游说活动，组织有权威的听证委员会，审查雀巢公司的销售行为等，使舆论逐渐改变了态度。在此基础上，帕根建议雀巢公司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雀巢公司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再把发展中国家单纯看作雀巢产品的市场，而是从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着手。雀巢公司每年用60亿瑞士法郎，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每年拨出8万瑞士法郎，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同时，还聘请100多名专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这一系列的活动，使雀巢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里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因而销路大增。很快，雀巢公司的年营业额雄居世界食品工业之首。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懂得这个道理，再强大的政权，再庞大的企业，也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英雄“安泰”一样，失去力量的源泉。
人事安排需尽其才
在所有的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的一种资源。作为统御者，能做到“人尽其才”，事业才有希望。但是，人事安排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需要花费精力去研究。
春秋时的伯乐是相马的专家，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去购买千里马。他跑了好几个国家，都没有发现中意的好马。一天，他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前进。伯乐走到跟前，只见马突然昂起头，瞪大眼睛，大声嘶鸣。伯乐立刻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如果在战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觉得这匹马骨瘦如柴，不可能是好马，就同意了。伯乐牵马来到楚王的宫殿，楚王一见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很不高兴，就说：“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大王，这匹马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本来的样子的。”果然，这匹马后来跟随楚王征战沙场，立下不少功劳。
自古以来，人才就像千里马一样，必须有伯乐的赏识才行，有才之人不遇圣明君王也就不能发挥其用。才能不被明君赏识，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有才之人不被任用，因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王之不明。实际上有才之人一旦被任用，所发挥出的功用不止是一人之幸。君王启用人才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如此，国家民众才能长久受其功益。
春秋时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认为君主要创建霸业，首先要能识贤、用贤，要防止小人对君主的蛊惑。他建议齐桓公起用隰朋、宁越等五个人，同时悬榜国门，号召国人献计献策，招纳四方志士。在管仲的协助下，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渔业，逐渐使齐国富强起来，为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
相反，战国时有个楚怀王，起初任用屈原这样的忠臣，国家治理得很好，但他未能善始善终，后来信任奸臣，国家一天不如一天，正如屈原在《离骚》中说的：“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史记》中司马迁感慨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管仲、屈原都是匡世济时的良才，但由于遇到不同的君主，命运也有天壤之别。人处于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触。优秀的人懂得辨识英才，与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从而提升自己。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因才授职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
如果领导者不能合理安排人事，事事亲临，难免分身乏术，穷于应付，这样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众人的积极性。诸葛亮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后人的敬仰，但他“事必躬亲”的做事方法，也曾遭到后人的批评。刘备托孤时，交代诸葛亮在成都辅刘禅主政务，让李严屯永安拒吴并主军务。诸葛亮秉政，本应充分发挥好李严等人的作用，然而“事无巨细，必躬亲之”。惹得李严不高兴，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后来还亲自抓起了运粮事宜，耗费了无数精力。不善授权，终将累及自我。五丈原对峙，旷日持久，士兵中有些松懈，确需整顿军纪，本应授权众将管理部属，可诸葛亮却是罚二十杖以上，皆亲自处理，忙得没日没夜。司马懿听说这些情况后断言：“亮将死矣。”果如其言，不久，诸葛亮就累死在阵前。
领导者应该选贤任能，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善取下级之智慧以临天下，这才是以智慧临下的“智临”。既不是事必躬亲，又并不脱离民众，这才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道”。汉高祖刘邦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可以说是善取臣下之智以临众的“大君”了。
善于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辅助自己君临天下，这正是“大君”的明智之处。
一个优秀的统帅，在对人才委以重任的同时，也要适当加以控制。基于中国官文化的传统，一个人有了权力，若其道德修为较低，又缺少一定的监督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不良环境侵蚀腐化，成为危害国家和民众的“硕鼠”。在当今社会，把居上位者置于民众的监视之下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这样才可以避免他们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