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碧湖舍：你站在桥头看风景
湖西桥多，站在桥头看风景的人便应景而生。杨堤亦有六桥，曰环碧（又称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人称里六桥，与苏堤外六桥相衬相映。
里六桥，外六桥，隔株杨柳隔株桃，一位传奇中人，在杨堤第一桥环碧桥畔筑构了一座花园别墅，现成的拿身边的桥名来做了别墅之名。桥称环碧，据说是因为玉泉的水从桥下流过之故。从此，西湖林立的私家庄园中，便又多了一座中西合璧之所，人称环碧湖舍。
此湖舍还有一个小名，叫做“仁寿山庄”，取名的思路和大名一样，也是就地取材。原来杨公堤后来成了西山路，而西山路也有一个小名，又称仁寿路，这仁寿就和环碧配上了对。
别墅有两个名字，那住别墅的主人也有两种身份——革命加经商。主人叫王晓籁（公元1886-1967年），嵊县人，当然是很有钱的，不然在西湖边也别想有那么一幢楼。不过光有钱，人也没有兴趣在这里说他了，王晓籁这个人，值得后人记住他，首先因为他的革命。他的革命生涯，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一直到文化革命开始结束，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有的大事件，他一件不拉地都参加了。
辛亥革命前后，他二十岁出头，放着一县首富的公子哥儿不干，却天天习骑习拳，和王金发，徐锡麟，秋瑾一群年轻人，又是同乡又是同志，等到1907年，秋瑾大通学堂义举之时，他干脆就加入了“同盟会”，白天舞刀弄枪，夜晚聚议时事，完全就把自己献身给了革命。
然而，革命暂告失败，徐锡麟安徽被挖了心，秋瑾轩亭口被砍了头，王晓籁只好夜奔，亡命沪上。
革命不成，实业救国，好在家里有钱，岳父是浙江近代着名的实业家，名叫楼映斋，力助女婿经商。女婿干的不错，大把的钱，这个口袋挣进来了，那个口袋又给了革命——王晓籁和陈其美交往甚密，他实在是一个有革命情结的人，一边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一边捐资声讨袁世凯。
王晓籁无疑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在他的那个行业里，他是个牵头的人。担任了上海商业银行的董事，又当了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可敬的是，他身为实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却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委员。这个委员到关键时刻还是派上用场了，“四：一二政变”前后，王晓籁的身份是上海临时市政府主席。他倒是搞阶级调和的，所以主张劳资合作，更反对武力镇压，他这一套当然行不通，好在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一直维持到临时市政府被封闭。
环碧湖舍就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建的，那时他还不到40年华。想必王晓籁也有过一个渺茫的年代，在西湖边筑楼，就是退隐山林的一个象征。然而性格即命运，王晓籁还是不可能和不远处刘庄隐居的刘学询那样，彻底栖于林下的。1930年代，他当上了上海市商会的理事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理事长。从那以后，他就这个长那个长，一直担任着种种的职务，且统统是和钱有密切关系的。他担任过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全国商会联合会筹备主任，中一信托公司董事长等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他作为经济界和银行界的着名人士，是不可或缺的重景级人物。
八年抗战胜利，他从流离飘泊中回到上海，不曾想老宅已毁。王晓籁也是图有收拾山河的雄心，想必那个年代，他有许多苦闷，无法排遣，因此，还会常来这环碧湖舍吧。与此同时，他逐渐地和宋庆龄等人交往密切起来，他越来越亲共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取向，1950年，他从香港回到了大陆，周恩来指派他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代表，列席了各部召开的有关会议。1954年，他担任了上海市的人大代表，1958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文化革命开始的第二年，1967年，病逝于沪上，终年81岁，还算是寿终正寝。有没有受到小将们的冲击尚不清楚，被小将们吓着过，这无疑应该是有的吧。
五十年代从香港回大陆之后，他就把环碧湖舍捐献给了国家，以后这里就成了办公用房。从前每到秋季，我就爱到那里去散步，因为喜欢那里的一地金黄梧桐秋叶。从那小楼下走过，却不知何人在此停栖，真是昔人已过环碧桥，此地空余环碧楼。我是要到很久以后才开始了解这样特殊的一群的，由此，像王晓籁那样在西湖边寄居的人，才一个一个的，从岁月的厚幔中浮现。须知，从前我在书本上读到他们，只用一个称呼——民族资本家——就把他们囊括了。而现在，他们却越来越让我惊讶和赞叹，以至于我不再可能把他们一个个分开来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中的一个阶层，从前不曾产生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他们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以自己的方式来参与着民族复兴的热烈而又精明的爱国主义者。
不知修复后的环碧湖舍将做什么用处？我的建议，倒是不妨把杭州西湖边那些与别墅有关的闻人与他们的别墅，在此地做一展示与介绍，让后来的人们知道，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有着这样一个群体的重要贡献的。他们既然在此筑楼，说明他们认可与热爱这里的湖光山色。因此，且让我们也在这湖光山色中，记住他们吧。
湖上四庄：郭刘蒋汪
湖西的私家园林中，郭庄是第一站，而汪庄，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湖西，是湖南了。但游园林也是一个主题，就放在一块儿说了。
说湖上四庄，是要从园林历史说起的，否则那庄园就成了无本之木。至于说到园林，久居杭州如我辈者，只缘身在此山中，觉得好山好水看不足，真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竟会欲辩已忘言。倒是有个外国人从欧美来，见了西湖，便失声赞道：这不是上帝在人间按放的巨大盆景吗？
说盆景还是小气了些，若说一个大园林倒还是妥贴的。园林中有湖光山色当然不够，那是体现天意的，还得有展现人意之处，方见出山水的人文和品格。
行家有言，山水有三类：纯自然风景类，最普通风景类和艺术化风景类。艺术化风景类中便有庭院、宅院、游园等景。西子风光甲天下，半是湖山半是园。所谓园林，是必须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的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比如筑山、叠石、和理水，种植树木花草等等，营造出带有人文痕迹的天地。
在杭州这个大园林中，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和私家园林，曾经相互争妍过。西湖灵隐寺，大家都知道是有个名叫慧理的西域僧人所建。灵隐寺是今天杭州最着名的寺观园林，究其滥觞，还得从这个外国和尚说起呢。那就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东晋时代，远着呢。
隋唐时代的孤山亦是寺观园林的典型代表，至于皇家园林，应该是以西湖南山凤凰山脚下的州治花园为基础的。所谓州治，应该是市政府的所在地吧。到了五代吴越期间，市政府升格了，成了一国之都的中央政府所在地。至于到了南宋，杭州自身已经升为京城，皇家园林的空前发展，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西湖的私家园林，到南宋时应该是掀起了第一个建园高峰。宋室小朝廷既然已经把杭州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偏安之行在，从宋室王朝到王公重臣，大多都死下心来，放着那被掳的二圣不管，只顾自把私家庄宅建设的日益精美奢侈。那时候的临安宅园，大致分了三类：一类是皇家御园，以德寿宫为代表；二是豪门居室的私家园林，着名的就有三十多处，比如曲院旁内侍陈源的安适园；三是寺观园林，比如凤凰山的崇寿寺。
元朝，对宋王朝的首府临安杭州而言，总体上说是一个倒退与破坏的王朝，但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衰败的，元代依旧还保留着许多美丽的园林，并把它们送进了又一个高峰期――明代。清代的乾嘉时年间，杭州的造园运动又进入新一轮热潮，那时候的豪门贵族，封建士大夫阶层和封建文人，开始时兴把园改为庄了。
“庄”这一个字，让人想起什么呢？至少于我，首先想到的是自然是农村。庄，是和村连在一起的，村庄村庄，听着都顺。庄字一旦和园林结合在一起了，对它的感觉也就立刻大变。这时的庄字，让人想起了大观园里的稻香村。自然是刻意做出来的，但做的没有匠气，让你欣然接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把私家园林做成庄，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个性上的张扬。庄前常常是要冠一姓氏的，郭庄，汪庄，刘庄，点名道姓，这庄园就务必带上这个姓的文化印记。这可不是小事情，那时的西湖，园林匠师层出不穷，园林艺术也进入了很深的一个境界。常言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个庄园也是这样，一旦建好了，就成了人们评价的目标。一座建的不成功的、缺乏文化品味的庄园，它的主人，是要被那个时代的人看不起的。
到晚清民国初年，庄的兴建已经成了庄主金钱地位艺术品位如何的重要象征，当时名重一时的庄宅有刘庄、蒋庄、汪庄、郭庄、高庄、杨庄、许庄以及南阳小庐、俞楼等，我现在要讲的这湖上四庄，郭庄、汪庄、蒋庄和刘庄，便是当时的皎皎者。
之所以在这里先讲郭庄，乃是因为湖西之行，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着名庄园，便是郭庄。还因为我听说园林大师陈从周说过一句坚定不移的话：不游郭庄，未到西湖。
郭庄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虽然江山从此属人民而不属郭氏家族，但它依旧作为私家园林的形象对外开放。近年来但有客人至，我便引他们去那环湖西路的卧龙桥畔，眺湖啜茶，难得清静，别有一番情致。
郭庄的大门门楣上，写着的不是郭庄，而是汾阳别墅。此庄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入杭城那年头（1861），不知烧掉了多少精美建筑，这片庄宅却未遭战火。当时是个名叫宋端友的人所建，所以便叫端友别墅。这里原是杭州清河坊四拐角孔凤春香粉店的产业，宋家还在这宋庄里养了不少孔雀，这倒是杭州人几乎没有看见过的。人世沧桑，不过几十年，宋家败了。光绪年间，房子属了新兴的丝绸实业家郭士林，他改名此庄“汾阳别墅”，大概是要把他自已和唐代的汾阳郭子仪联系在一起吧。
清人汪春田曾言：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我少时在郭庄前走来起去，见那门口挂着派出所的牌，里面破败不堪，完全没有江南名园风貌了。真至1991年修复后再去，却发现大有苏式园林中那曲径通幽的雅洁一味。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其中有中国园林大师陈从周的大手笔。郭庄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修复的，由陈从周的高足陈梓德先生主持，陈从周先生前后去过五次，郭庄石碑上镌刻的《重修汾阳别墅》就是陈从周先生所撰。陈从周对郭庄成功的借景十分满意，他一再强调，园林之妙，就妙在借景，他甚至对郭庄有了一种特殊的偏爱，说郭庄那种以湖光山色塔堤痕迹及周围植物借景的独特造园环境，是海内孤例。
说这里有苏式园林的风格，但到底和苏式园林是不一样的，苏州的园林，起码没有西湖，那格局就完全不同了。这里虽挨曲院风荷，但游人并不簇拥，前面“静必居”，古色古香，倒还在别处见过，待到那“一镜天开”区，便别开生面了。
这里有座轩，名乘风邀月轩，是完全按照陈从周先生的意图设计的。敞室临湖，又有二层楼的景苏阁。阁外一站，六桥在望，真个是山色如娥，花光似颊，温风如酒，波纹若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记得那年我陪汪曾祺先生等一行人，在此品茗，那种被美景醺陶的恍兮惚兮之感，一想起来，直到今天依然缭绕心头。
刘庄我也去过，那是作为西湖国宾馆而去的，亦是近年之事，从前刘庄我等凡人皆不得而入。
都说位于丁家山山下的刘庄好，前人评述：“西湖得天下山水之独厚，刘庄占西湖风光之灵秀”。它三面临湖，一面依山，面积为西湖上别业最大。
说起刘庄，也是一段奇事，原来光绪年间广东香山有个叫刘学洵的举人，中举次年进京会试，回家时路过杭州，着实吃惊，故乡无此好湖山，便下了个惊人决心，要移居此处，在这里建一座“水竹居”。
刘学询绝对是个人物，有罗以民先生作着的《刘庄百年》一书介绍，就可知，别看杭州暖山温水，但也是藏龙卧虎之山河。这个广东人，身为清朝进士，朝廷命官，李鸿章的幕僚，却又是孙中山的造反同谋，最后看破一切，终老西湖。
水竹居是1898年开始建造的，1900年，刘学询已经45岁了，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在西湖边营造成他的安乐窝。原来他在广东已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刘庄。他把它七零八落地拆了，那些雕镂篆隶的文字和钟鼎图案的楠木门窗，都被运到了丁家山下。拆了自己的，不忘人家的。广州家道中落的潘仕成家“海山仙馆”里的精致家具，全被他买下了，运到了水竹居。所以刘庄有岭南风。
据说这占地36顷的西湖第一名园，从前门有联曰：因树为屋，举网得鱼。客厅中以有陈谲书联，曰：故乡亦有西湖，一半勾留，行窝且傍蕉屏石；旧宅尚留南湖，三千里路，别梦应寻荔枝湾。刘学询与孙中山同乡，光为他筹款就有十余万。他又热心地方建设和慈善事业，跑到上海去开自来水公司，又办“信大钱庄”。结果他自己的水竹居反而保不住了。因资助革命经费，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发生债务纠纷，水竹居抵押银行十年之久。辛亥革命后消债赎回。这刘学询大概也辛苦够了，从此长住林泉，不问时事，直到1935年1月病逝。
看样子刘学询的确是从此长做钱塘人了，他把家祠也建到了这里，家祠的后面甚至还有墓地，那墓地也着实宏大，共设十穴，他和他夫人的两穴，另有八个，一边四个，全是如夫人的。
刘庄后来的命运，肯定是合久必分的，刘学询一死，家道中落，1937年12月日本军队进占杭州时，刘家人把庄宅中的大批红木家具都扔进了西湖里，然后各自作鸟兽散去了。解放后再捞上来，有的依旧完好，直到今天还摆在那里供人们使用呢。而刘庄的人呢，在杭州的，只剩下一个八姨太范媛英，后来做了人家的保姆，晚年无出栖身，搬到了杭州一家尼姑庵里去了。罗以民先生根据他的考证，对此有一段叙述，实在是到位，我照抄如下：范在“文革”初期中风，半身不遂，全靠邻居接济照顾生活，一次她想投井自杀，幸被众人救起，至今此井尚存。范媛英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她已身无分文，全部家当由旧货店变卖仅值200余元，后由街道办事处充作她的丧葬费。在残存的直骨牌弄，我看到被拆平了的大慈庵仅剩下的这口井，只想这似乎是一个句号。刘庄到此结束了，应了《红楼梦》上的一句话：直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今天的刘庄是很大了，把丁家山从前的康庄也收囊了进去。所以在这里还得说一说康庄。
西湖，西南面是南高峰，一道山梁从南高峰逶迤而下，斜斜的直插湖中，这就是丁家山，丁家山古木参天，三面临水，与孤山遥遥相望，所以又叫小孤山。康庄就座落在丁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