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走读西湖
21829700000031

第31章

我常去抱朴道院的原因,是因为道院开了茶室,道姑奉茶,别有一番仙意。此道院建在抱朴庐旧址上,始于唐毁于元又兴于明清,全国21座道教重点宫观,浙江省占了这唯一的一座。道院很别致,黄色围墙,墙头蜿蜒,做成一条龙,瓦盖如龙鳞,附近有炼丹井,炼丹台。山顶有初阳台。据说当年葛洪就在此吸日月之精华,吐故纳新。台基为英人赫德所建,台亭由染坊业主杨树英所筑,亭中又树一石碑,书“初阳台”三字,有联曰:晓月初升,荡开山色湖光,试登绝顶;

仙人何处,剩有石台丹井,来结闲缘。

我少年时常结伴成群来此观日出,尤记那红日一轮,锦绣湖水赫然显赤色之壮丽景象。某年除夕,也记得又有友来邀我上初阳台,说是吐故纳新接天地之气。初阳台还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故人、也是老师,名叫申屠奇,他曾经整理过一篇西湖民间传说,叫《寻太阳》,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关于这初阳台的。是说那位年轻的母亲站在这初阳台上,看到了儿子从东海里找回的太阳,正托着太阳冉冉升起。我认识这位申屠老师的时候,他还当着他的右派呢,可我看到他沉默的面容时,想到的却总是那个母亲站在初阳台上的景象。申屠老师后来被平反,前几年去世了,但他的关于初阳台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黄龙洞的历史说来要比抱朴庐短多了。南宋时江西来了个慧开禅师,住在这栖霞岭的北麓,茂林修竹处,筑寺求雨。有一天风雷动,寺后一块大石头开裂,如龙头裂嘴,水就从那龙嘴中流出。人们说,江西的黄龙跟着禅师到西湖来了。

不久杭州旱,理宗请慧开祈雨,慧开说:“寂然不动,感而后通。”果然不久天下大雨。

清末时,黄龙洞才由寺院改为道观,规模不大,还是山林水洞名气更大。

黄龙洞从前很静,石阶路很长,修竹万杆,又有一池碧水。峭岩上那大龙头吐水直泻而下,一块巨石立水中,一面刻“水不在深”,一面刻“有龙则灵”。站在石旁,碎珠成万颗扑身而来,清凉无比。站在这等地方,怎么能让人不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呢: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禁不住豪放地吟诵起来,仿佛黄龙洞成了陋室,因为我的到来而放出馨香。

不过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师妹师弟再没有我的好福气。黄龙洞也终于卖起门票来了。黄龙洞改为仿古乐园后,我也去过几次,又有另一番的热闹和生趣。我怀念从前的静寂,但长乐亭里的江南丝竹,奏《春江花月夜》,又奏《行街》《三六》,听了使人痴迷,倒是从前没有的。今天的黄龙洞还有个民间的越剧团,常年在此演出,有个女演员,还得了梅花奖,这也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呢。

杭州西湖南山一带的玉皇山上,也有一座道观,叫福星观。它的来历与皇帝有关,又与杭城火灾有关。清朝雍正年间,龙虎山的道士修好了雍正的眼病,从此掀起了清代崇尚道教的狂潮,浙江巡抚李卫乃雍正亲信,从此也跟着皇帝崇道,福星观就是这个历史时期建造的。

福星观为什么要建在玉皇山呢?这一番来历,很中国文化呢。

西湖明珠自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凤是凤凰山,龙,就是玉皇山,所以玉皇山又叫龙山。

龙山在杭州的南面,南面在八卦中,被称为离,主火。杭州火灾弥多,李卫便请道士出主意。道士说,玉皇山乃离龙,也就是火龙之祖,山半腰那个紫来洞中就有火龙。要制它也容易,洞旁放七只大缸,照北斗七星排列,缸上铸符祝辞,缸内盛水,初一十五上山视察,保证缸中水满。又在紫阳山顶用石条排出一个坎卦石,说坎能克离,尤如水能克火。

在我还不到懂得欣赏那七星缸的年龄之际,缸就被红卫兵砸成一堆碎块。倒还是紫来洞前的亭,我上上下下地偶尔也去坐坐,算是凭吊石迹了。

福星观去过几次,不是去拜玉皇大帝,是去吃素菜的。玉皇大帝的福星观建雍正年间,几次毁建,现在成了茶室和素菜馆。以假乱真,以素代荤,口福到了。吃罢素宴,站在山头看山下的八卦田,黄金作埒,碧玉为畴,极目了然,更多象外意念。

傍晚从山上沿石阶小路下,暮色将起,西天紫金交辉,山下小路桂花满枝,猛一回头。见山高月淡,疏星几粒,围墙飞檐,翘之俨然,有灯闪烁,如人间烟火。杂树半隐,欲封山中。远远望去,恍然若梦。路遇老者一人,白髯垂胸,疑是道翁……

司徒雷登故居:上帝在西湖

退回去三十多年前,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我还是个儿童,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名叫司徒雷登的人了。不知道他究竟何方人氏,但知道反正他不是个“好人”,因为毛泽东主席让他离开中国,所以说“别了,司徒雷登”。后来大人打派仗,宣传车开出去,大喇叭哇啦哇叫,都是毛的语录,常听到播音员雷霆万钧地吼道:司徒雷登走了,很好……我那时就想,司徒雷登究竟上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要走呢?再大一点儿,我才知道,司徒雷登原来是个美国人,是解放前的美国驻华大使,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这个司徒雷登当然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去了,你能说不好吗?这当然很好了。但是两派打仗,借司徒雷登之名,把对方当了美帝国主义,要把他们也赶到美国去,这倒是一件很想得出来的事情。

又过许多年,浩劫早已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司徒雷登早已不再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我也上了大学,攻读史学。一天上基督教史,先生讲着讲着讲开了,说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也是杭州人,他的父母兄弟都是赴华的传教士,死后就埋在杭州九里松的外国人墓区里。他们生前就住在延安路旁天水桥的耶酥堂巷里,他的故居还在呢,是一个中西式的花园别墅。

听此言大为兴奋,便认真地寻找了一番,那坟墓是没有找到,但司徒雷登的故居却真的让我找到了。已经成为民居了,花园已废,但房子的样子还在,司徒雷登就生在这里啊,听说从前还有几株树是司徒雷登父亲亲手种的。我想应该把这一重要的文化信息告诉人们。但当时的有关方面似乎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杭州这个地方人文积叠是比较丰厚,但我认为带有外来文化性质的积存并不多,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司徒雷登的故居。别人不重视,我自己重视算了,所以这些年来,倒是常去看看这故居,眼看着房子从三幢就变成了一幢,再不保管好,可就没有了。

没想到某年三月间打开报纸,头条就是关于司徒雷登故居的报道:原来这房子已经被野蛮损毁了。报道说:司徒雷登故居系杭州市文物保护点,该故居原为司徒雷登之父司徒尔所建的传教士住宅,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该地原有多幢传教士住宅,现仅存一幢,其东侧为耶稣教天水堂。

这个消息实在是令人吃惊,第二天再看报纸,稍稍松了口气,有关方面的专家说,如果能追回原建筑构件,基本还能恢复原貌。该故居的梁柱楼板多为进口木料,已经被追回来了一部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旧貌,就要看老天爷保不保佑了。

司徒雷登(公元1876-1958年)这个人,想起来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他生在杭州,幼年时就在杭州的培德学校读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可以说是喝西湖水长大的。14岁时他回美国读书,20年后又回到中国杭州,在天水桥畔家门口的湖山堂传教,又在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等教会中学教课,37岁时他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当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到了北京燕京大学,一直从教授当到校长。1946年,这位基督徒进入政坛,当了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在一片“别了”之声中,他离开了中国。连头到尾,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因此,他写过一本回忆录,题目就叫《在华五十年》。

据我所了解的材料看来,司徒雷登是很热爱杭州,几乎把他作为自己第二故乡来看的。说到杭州地理环境,他在书中这样说道: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着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着名的题材。

因为喜欢他出生的地方,他甚至对此地的方言也有自己的认识: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查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象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司徒雷登也喜欢杭州的吃。我看过一则回忆,说杭州城里当时盛行门板饭,那一般都是下里巴人吃饭的场所,但司徒雷登很喜欢,尤其垂青于王饭儿的门板饭,他每次回杭,都要去吃王饭儿的沙锅木郎豆腐,有时回家,手里还拎一串件儿肉。

论起家族渊源来,司徒雷登和林肯总统还沾着亲呢,不过是远亲罢了。他的曾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1868年,司徒尔单身来到了中国杭州,在一座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间住处,又雇用了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厨师,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五年之后他离开杭州回国,然后和司徒雷登的母亲结婚。1874年,他们又从美国回到了杭州。一开始杭州传教士们的住地在吴山顶上,根据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说法,山下住着一位姓马的政府官员,相当于省财政厅长的职务,他的儿子生了病,认为是传教士们住在山上的缘故,这样,他们就搬到了今天的天水桥一带,他们说,当时这里是杭州最贫穷的地方。两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故居里出生了。

司徒雷登有个兄弟,很年轻时就死在了杭州,1913年,他的父亲也死于杭州,就埋在了九里松外国人坟山。1924年,司徒雷登的母亲在北京去世。关于母亲的后事,他是这样说的:由于我怀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双重感情,我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将我母亲安葬在杭州我父亲和我的一个兄弟的墓前。那时正值内战,我们不得不取道天津,由海路走。政府友善地给我提供了一节原为慈禧太后而设计、带有几条巨大金龙浮雕、装饰豪华的私人车厢,一直送到天津。

因为父母都葬在杭州,所以司徒雷登和杭州的关系就一直也没有断。1946年,司徒雷登又到杭州扫墓,当时的杭州市政府想了个和他套近乎的主意,让他当了杭州市的荣誉市民,还送给他一把纯金制的象征杭州城的金钥匙一把。不管市政府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司徒雷登十分感动,专门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一笔。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再来扫墓了。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渡江后进入了他的房间。他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的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还作为解放军的代表来看望过他。8月,他从南京直接回了华盛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从司徒雷登上一代人的经历,大致可看到杭州传教士的情况。说起来杭州对外来信仰倒也不怎么封闭。元代初年基督教就在杭州传布,明末清初,天主教三柱石中的两大柱石就是杭州人,一个叫李之藻,另一个叫杨廷筠,还有一位是上海的徐光启。李之藻是明代中国着名的科学家,曾任过工部侍郎。因为跟着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最后把天主教也给学习上了,到1610年,明朝的万利三十八年,他受了洗,成了天主教徒。第二年他父亲去世,他奔丧回到杭州,还不忘记带上他的教徒和神父朋友一起回到杭州,然后他们就一边奔丧一边传播起天主教来。恰好杨廷筠和李之藻也是朋友,到他家来吊丧,都这时候,李之藻也没忘记传教。这个杨廷筠,也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从前是笃信佛教的,乍一接触天主教,竟然就入了迷,两年之后,他也受了洗,成了天主教徒。以后还出资在天水桥修了一座教堂,这就是司徒雷登家旁的天主教堂的前身。

杨廷筠信天主教,也真够虔诚,他甚至把他家的祖坟都献了出来,作了传教士们的墓地。这个墓地在今天的老东岳的桃花岭,至今依然尚存。

但杭州毕竟是东南佛国,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佛教徒们怎么能让这些洋教随便发展,两边的人就打起了嘴仗和笔仗。仗打到万历四十四年,朝廷终于决定禁止传教。李、杨二人奔走呼吁也没有用,最后连自己也被罢了官,从此闲居在家中。不过他们毕竟是朝廷命官,在杭州又有钱有势,所以还是保护了不少传教士与教徒,为以后的天主教传播,打下了基础。

有清一朝,前期朝廷对天主教小心翼翼,有种种限制,但还不到禁止的地步。当时杭州的天主教由一个名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人主持。这个卫匡国,直到今天,在他们本国还非常有名。据说清军刚打进杭州城的时候,他想出了一条保护教会的妙计,在天主堂门口书写上:大西天学修士寓此。清军果然没有动教堂。到清顺治年间,杨廷筠是死了,可他的女儿却接了上来,虔诚一如父亲。当时的浙江总督佟国器,本是皇亲国戚,自己和他的夫人都信教,还出资建了宏大的教堂。但本土信仰与西洋信仰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到雍正一朝、李卫担任浙江总督时,天主教堂终于没收成了天后宫,专门用来祀水神。李卫看来对天主教真是深恶痛绝,他刊石立碑,洋洋千字,把天主教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杭州的天主教断垂了一百三十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杭州恢复了活动,而且基督教新教也传播了进来。传教士纷纷来杭,司徒雷登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杭州的。当时天水桥畔的天主教堂旁的巷子,原名叫兴福巷,因为住到这里的传教士多了,这才改名为耶稣堂巷的。到1873年,司徒雷登出生前三年,堂中的教士们在这里开办了仁慈堂,设了医局,办了学校,又办了育婴堂。所有这一切活动当中,应该是有司徒雷登父母的身影的吧。

我小时一听什么育婴堂就心里害怕,仿佛那里是帝国主义专门弄死中国婴儿的地方。如今长了点见识,知道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比如对这个司徒雷登先生的认识一样。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过传教士作为一条途径,今天已经被肯定下来了。象司徒雷登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汇集着东西方文明、东西方宗教、东西方政治、军事、教育的诸多综合点。他在中国度过的五十年,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性的五十年。象司徒雷登这样的传教士,某一个层面上的西方知识分子,不能粗率地就把他们当作帝国主义和列强的代言人。但他们进入了中国之后,对输出西方文明所抱有的一切良好的期待,在这片大地上,都事与愿违。殖民地文化和被殖民地的文化在这里展示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冲突,由此发生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司徒雷登的作别中国,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是一篇回肠荡气的、也是扬眉吐气的政治宣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文化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该忽略司徒雷登的故居。

司徒雷登的故居重新得到了修复,修复之后怎么使用呢。我曾经想过,除了作为名人故居开放之外,还可以在这里追溯基督教与杭州的关系。杭州既然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传播地,就应该有一个追溯它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