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资”们追求优质生活中的快乐，努力在现实与欲望之间取得平衡；他们的实际收入跟富有阶层的差距比跟普通市民阶层的差距更大；不过，他们最看不上眼的还是“暴发户”的心态和做派，他们务必与之划清界限；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说话的时候经常夹杂着一些外语词汇；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力求精致，当然，他们的生活重心通常不在家里，他们有经常光顾的消费空间，他们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摆出随便的或者优雅的总之是得体的姿态，翻翻比“城市地图”高档得多的时尚杂志，聊聊他们所喜欢的小说、歌剧、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电影；他们追求品位、格调，也善于营造气氛，最巧妙的地方是他们可以花费不多而又能得到深深的沉醉；他们有特别的、固执的喜好与习惯，他们在拒绝可乐的时候会毫不脸红地说“我从来不喝这种碳酸饮料”；他们会说“我只喝那种放冰块的苦咖啡”，“这种Pisa我只在一家店里才吃”，这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句式；反正，他们经常表现得跟普通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好像从生下来就是这样生活的。
虽然有这么多描述，“小资”的形象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总体数量更是无从统计。他们似乎是真实的存在，在上海以及各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和消费空间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又似乎只是媒体所制造的一个幻影。而且，这个幻影又一度被另一个新的幻影掩盖起来，那就是所谓“BOBO族”。BOBO族的一只脚踏在雄心勃勃、追求世俗成功的布尔乔亚世界，另一只脚踏在富有艺术创意、崇尚自由与解放的波希米亚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原本是界限分明，甚至是互相排斥的，所以，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突破，也就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精英的崛起。在上海“城市地图”里，只能看到BOBO族的表面形象：既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又讲究生活品位；但是，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他们身后的历史渊源。一个被称为典型的BOBO族人士说：“我们缺乏一个稳定的布尔乔亚时期，又没有波希米亚震荡，我们不能体会两者结合所带来的文化和心理的激动，我们只是模仿些皮毛。”而只能模仿一些皮毛的BOBO族与“小资”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也难怪“小资”们会被BOBO族的幻影掩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资”形象的模糊不清、容易被掩盖，则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即使在上海，“小资”也还是没有真正站稳脚跟，或者说，至今为止，“小资”也只是一个“半张脸的神话”。
（二）引领文化消费的榜样
“小资”是一个承担和实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形象，是当代中国尚未进入小康社会的消费社会的英雄、榜样。“城市地图”之所以打造出这个形象，当然是为了让“小资”来引领它们所关注的那一部分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
前面已经说过，包括“城市地图”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体总是追求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读者群体也分化得越来越细，这样，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只能针对特定的某一部分读者群体。另外，继续深究起来，大众传播媒体对于读者群体的划分和选择，主要的依据只能是广告商的需要，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很多大众传播媒体的经济命脉，主要来自广告收入；所以，这些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其实就是按照广告商的需要，来培养和发展特定范围的、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各种手段来创造、推动某一种特定的大众文化，从而将喜爱这种大众文化的读者群体聚集在一起，保持他们的热情，扩大他们的阵营。在这一方面，可以借用一句老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资”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当然，“小资”之所以被树立为消费社会的榜样，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资”具有相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此外，有论者认为，“小资”的经济地位在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中，处在中间偏下的位置，相对而言，更接近于他们的下层，也就是说，“小资”有着充足的“群众基础”和后备力量，很多普通职员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都在期待着成为“城市地图”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体所描绘的“小资”。所以，树起“小资”的榜样，就可以带动一个庞大的消费大军。
“小资”的消费具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就是把各种消费活动都变成了富有审美意味的文化活动，至少也要让消费活动带上一些文化内涵。“小资”重视文化消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都有大学以上文凭，他们的主体是“专业知识分子群体”。除了专业知识之外，他们也大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们确实需要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小资”在进行文化消费的时候，特定的消费对象、消费空间以及周围的其他消费者都使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得到了确认，所以，“小资”
的文化消费也是在生产和扩大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整体，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高层相比，“小资”所掌握的经济资本并不多，政治资本更少，他们所擅长的还是运用他们的文化资本，包括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且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公众面前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和他们所属的集体形象。当然，“小资”在进行文化消费的时候，未必有生产和扩大文化资本的明确的意识，而且，可以相信，“小资”的文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地图”的激发和指引之下进行的。
正因为“小资”特别热衷于文化消费，《申江服务导报》在推荐旅游景点的同时，也会提醒读者：“别忘了将自己的‘小资’情调装进行李，在海边读读徐志摩的诗是小岛的另外一种风情。”反过来说，“小资”的文化消费，或者说，“小资”的文化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些大众文化的生产，比如：“2000年王家卫一部《花样年华》搞得上海‘不知今夕是何夕’。……而王家卫则凭借此片甩掉了另类导演的帽子，成为了电影界的主流和小资们的偶像。”以一系列“另类电影”和一副墨镜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的王家卫是否有意充当“小资们的偶像”虽然未可断言，但是，《花样年华》对于“小资”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极大满足，不得不让人怀疑，它正是为“小资”度身定制的。不过，“小资”的文化消费也经常会有某种“特别”的兴趣，让人根本无法预料：“2001年9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五本《卡尔维诺文集》，在许多书店一上架就被抢得连渣都不剩了。这几年总有外国作家被小资们圈定为阅读偶像。而这回轮到了这个意大利人。
有一阵儿，‘卡尔维诺写过……’在报纸杂志上出现频率之高令人咋舌。其实几年前译林出版社就出过《寒冬夜行人》和《命运交叉的城堡》，却是一直无声无息。”也许谁也无法解释卡尔维诺为什么会被定为阅读偶像，正如谁也无法预测谁将会是下一个最耀眼的电影明星和流行音乐明星。
“小资”的文化消费的口味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大众文化向来如此。可是，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昆曲也一度被列入了“小资”的必修科目。《申江服务导报》在报道上海昆剧团重排《桃花扇》时说：“想起某本杂志上讲，昆曲忽然也像王家卫和新天地一样，成了”小资“的必修课之一。”也许，尽管有人这样说，它还是觉得难以置信，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昆曲是小资的必修课”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它还是尽量作了一番解释。它说：“昆曲本来就是文人自娱自乐的音乐剧，也是伴随市民社会同步成长的时尚之一。”这个说法也跟“城市地图”上的很多文章一样，似是而非——通常也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之间，“城市地图”把很多东西都改头换面，成为它们推行自己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和载体。这篇文章认为，昆曲被列为“小资”必修科目的原因在于“小资的必修科目里必须带上一点自恋情绪”；而昆曲不仅从内容到形式都让“小资”们感到恍若隔世，“陌生的时尚里格外添了高雅的气息”，而且，昆曲的情节和细节都带有一种自恋情绪。而《上海壹周》一篇题为《昆曲〈牡丹亭〉，不看不小资——写在新版〈牡丹亭〉上演之前》的文章又从另一个角度维护了昆曲是“小资”必修科目的说法：“小资与唯美、浪漫等词有着密切联系是得到大家公认的”，而《牡丹亭》与这些词也“密不可分”，所以，《牡丹亭》就是“小资”的必修科目。从一个不明来源的莫名其妙的说法，到《申江服务导报》的犹疑不决的人云亦云，到《上海壹周》的斩钉截铁的自说自话，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明某些时尚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些犹豫和疑惑。但是，说的人多了，做的人多了，仿效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一种时尚。不过，昆曲虽然被列入“小资”必修科目，终究也未能成为时尚。这到底是昆曲之幸还是不幸，就很难说了。
（三）文化消费中的倾向：唯美＋自恋
不过，《申江服务导报》和《上海壹周》在解释昆曲被列为“小资”必修科目的时候，也说出了“小资”在文化消费中经常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唯美，自恋。
其实，唯美的倾向也是消费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是“小资”的文化消费把这种倾向推到了极致。在过去，说到“唯美主义”或者唯美的倾向，会让人首先想到一种文艺思想，想到某些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文艺作品。而在这个消费社会，它们已经不仅是一种文艺思想，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广告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抒情诗”。在这种“抒情诗”里，消费文化的唯美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很快就可以欣赏到这种唯美的抒情诗，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实，似乎根本就不必在这里列举实例——更有甚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唯美”这个词，也可以发现它赫然出现于很多广告之中。
这种作为文艺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唯美主义，在上海文化史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中国现代史上，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潮和生活方式，大概也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世界主义”的大都市里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在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现代城市之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上海的商业和广告业极为繁荣，形成了一个充满消费文化的社会氛围。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广告图片已经相当精美，显示了消费文化日益趋于成熟。广告对于商品形象的“艺术化”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商品消费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审美意味。在充满消费文化的社会氛围，在商品艺术化、商品消费审美化的大都市，唯美主义可以找到极为适合生长的土壤；进而，在一部分上海作家的精心培育之下，得以蓬勃成长起来。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些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小资”的代言人。如此说来，今天的“小资”在文化消费中表现出唯美的倾向，也是一种曾经被抑制了的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的重新延续。
在消费文化中，唯美的倾向与唯“新”的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美的倾向意味着永远都在不断的追求之中，而新的商品，新的形象设计，新的理念，总是会给消费者带来新的满足和愉悦。“时尚是流变的……这种唯新主义的态度是合‘小资’们的胃口的，‘小资’们并不注重永恒的价值，而是希望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新的刺激。”当然，这种唯新的倾向有时也会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惟恐落在时尚的潮流之后的“城市地图”为了求“新”甚至会不惜自相矛盾，比如，《申江服务导报》2002年10月16日E6版的一篇文章正在说：“一个像是BOBO的、更自由的年代，开始有点氛围了。”而在它之前的E3版却说：“BOBO风已过……”这可以说是为“城市地图”所引导的消费文化的“唯新主义”作出了一个最为绝妙的表率。与唯美主义一样，唯新的倾向在上海文化中也非常鲜明：“上海是个海派的城市。海派的核心是它的包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包容性，上海是始终在变动之中的，而且是瞬息万变的。”《申江服务导报》的这段话说的是“摩登上海就是这么一场流动的盛宴，有着不歇息的社交舞：新的社交空间在不断地生成，新的社交形态也在不停地开始”，而用它来说明消费文化的唯新主义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