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的农民，进城来打工，他的要求并不复杂，他只要求自己的劳动付出之后能拿到应得的工资；他受到虐待与侮辱之后，有地方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工伤残疾之后，可以拿到应得的补贴与赔偿。然而，这些看似并不过分的要求却很难得到满足，尤其是那些非正规的厂家、黑中介、蛮横不讲理的老板和包工头等等，使他们很难得到真正人道的对待。而今天电视、传媒上报道的，法院中审理的大量事例、案件，实际上都集中在他们的维权之争，维权之搏上。
当然，也还有我们的乡镇政府、县市的劳动部门和执法部门中的某些个人，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他们实际上也在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给民工维权道路上增加了路障，这是我们感到痛心的事。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不仅仅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筑部，而且党中央、国务院都把民工工资和权益保障提升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来重视了，而且温家宝总理还亲自为民工家属要工资，这种大的气候，为民工的维权提供了保证，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我们可以说：“民工的春天来到了！”
当然，这还是那种“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
漫漫十年讨债路。
在辽宁，省劳动厅和《辽沈晚报》共同开通了一条绿色通道，这是一条替民工维权的通道。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制处处长于桂敏说：“由于建筑领域存在着拖欠工程款以及劳务用工行为不规范等问题，造成了一些建筑企业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严重侵害了民工的权益。”同时，民工自我维权意识不强也成为民工问题的关键之一。一方面，民工进城务工往往只知道做工拿钱，却不了解自己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受哪些权利，即便略知一二，也因害怕炒鱿鱼而忍气吞声地接受用人单位的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服务行业，如宾馆、酒店等行业人员流动性大，民工自己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这样，民工权益遭到侵害的现象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第21个故事：10年讨要工资路。
10年前，桂言朝带着20多名老乡外出打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挣些辛苦钱。但10年后，他却成了“落魄”的三轮车夫。主宰这一切的是发生在10年前的被拖欠着的一笔民工工资款。为了讨要这笔工资款，10年问，他离乡背井，在疾病、困苦、飞来横祸和生与死的痛苦中挣扎；为了躲避老乡们的追债，10年里，他未敢踏人家乡半步，整整10年没见过妻儿的面。今年43岁的桂言朝从未想到过，自己最宝贵的10年会这样度过。“我离家的时候，6岁的儿子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现在，他应该长成男子汉了，而我却只能在梦中想像他的样子。”说这话时，桂言朝的眼里没有泪水，只有落寞的眼神。
1994年，湖北省大悟县大新镇农民桂言朝带着自己的乡亲，一行25人，从老家来到沈阳打工。通过老乡的介绍，桂言朝在沈阳市住宅一公司第五分公司承建的项目中，得到一个抹灰的工程，为此，双方于当年4月11日签订了一份十分正规的合同。“全部工程款是15万元，完工时对方支付6万余元，余下的8.8万元工资款等到全部工程款到位再给。”桂言朝当时没有过多考虑就答应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笔钱一拖就是10年，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
工程完工不久，桂言朝讨债的13子就宣告开始了。对方支付的部分工程款，桂言朝均用作了工程队的必要开支，一想到对方信誓旦旦的样子，他就坚信，剩下的款项很快就能到位。时光悄然流逝，可桂言朝苦盼的工资却没有如约而至。年关将近，乡亲们急着回家过年，他也心急如焚。桂言朝多次找到建筑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开发方的工程款没到位，一旦到位会立即支付，同样是搞建筑的，他很理解对方的处境。在他反复劝说下，乡亲们纷纷返乡了。他一个人“留守”在沈阳讨债。没过多久，桂言朝的生活便陷入了窘境，甚至连每个月60元钱的房租都支付不起了。为了度日，他到远房亲戚家借了几百元钱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开始在沈阳市的郊区“拉脚”，以每天七八块钱的收入勉强糊口。看到他的尴尬处境，亲戚给他送来了棉被和衣物，然而，苦苦企盼的“血汗钱”还是没有着落。
1995年7月份，桂言朝工程队的民工气冲冲来到沈阳，找到桂言朝索要工钱，见到他的窘迫处境，没二话就回去了。那一夜，桂言朝整夜未睡。次日，他将“家”搬到了更为偏远的新城子区；租了一间更为廉价的房子。
此后的几年里，桂言朝的生活除了追债就是“拉脚”，长时间的精神压力使他患上了风湿和严重的胃病，并且经常心悸头晕。一次，他拉着一个人和一箱啤酒，没走出几百米就晕倒了，几个好心人一起将他送到了医院。
桂言朝说，10年间他频繁地去建筑公司讨要工钱，就连公司的更夫都认识他。但由于工程开发方拖欠的工程款没有到位，建筑公司也无力支付。有人看到他的窘迫遭遇，给了他共计2500元的生活费。他说，其间，建筑公司进行了整合，原来的债务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一直负责接待他的人也当上了清欠办的负责人，他依然没有拿到工资。
桂言朝称，为了能拿到工资款，他还想到了起诉，但由于凑不齐诉讼费而中途作罢。不久，有老乡捎来口信说，因为他欠着同乡兄弟们的血汗钱，跟他一起干活的人回到老家后上法院把他告了。10年了，他没有脸见自己的老乡，同时也为了追债，他一直未曾回家，更不知道家里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对桂言朝而言，讨债也意味着躲债，建筑公司欠他的钱，他也欠着兄弟们的钱。一想到这些桂言朝的心都疼，他觉得自己愧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施工队长，桂言朝只有初中文化，他所能想到的就是不和家人发生任何联系，以免妻子跟着受牵连。10年间，他咬牙坚持着，几乎每天睡觉都能梦到和妻儿团圆。桂言朝说，一看到别人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他就想自己的妻儿，这个时候，他的心就会如同针扎一般的疼，那种感觉是无比凄凉的。
“多年来，我每天从床上爬起来的惟一动力就是早日拿到工钱，回家和妻儿团聚。”桂言朝说，10年前，他33岁，正当壮年，满怀豪情，如今，体弱多病，几次想寻死，一次在市场上买“敌敌畏”被邻居发现，告诉了他的远房姐姐，经过劝说，桂言朝才勉强活下来，这10年他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2003年11月，他租住的房子突然着火，火灾过后，“幸免于难”的他只有他和一份水淋淋的合同书。所有的家当都烧光了，他在赔偿房东的损失后，已经一无所有。
几年里，与桂言朝住在一起的邻居、房东、老乡和有关部门一直在帮他想办法讨要“血汗钱”，但是，由于建筑部门没有钱还债，桂言朝的钱始终没有拿到。2003年的年底，桂言朝在房东的帮助下，找到了建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过年之前，他同时将此事投诉到了沈阳市建筑市场清理整顿部门，目前仍在等待回音。
10年了，桂言朝的生活布满了荆棘110年了，欠老乡的血汗钱他始终不敢回家。10年了，已经16岁的儿子应该是上中学的年龄了，他还记得父亲吗？10年了，漫漫讨债路上，桂言朝还要走多久？愁容满面的桂言朝在苦苦地企盼着这个答案。（孙超崔宏伟）这真可以成为“今古奇观”、“拍案惊奇”了。一项不大的抹灰工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而讨要工资的“工程”，却花了10年的时问还是分文没有要到，最后连儿子多大的个子，是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这个时代中，叫人有哭不出来的酸楚。桂言朝损失的，不仅仅是25位民工那8万余元的血汗钱，而且是他十年的青春，十年的苦难，十年的与妻子儿女生离死别的痛苦，这种损失比起那8万元钱要大得多，这些损失又有谁会来为他“埋单”呢？
我们在这里所以引录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让那些钱不到位就施工的单位，那些不肯给农民工工资的老板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只要他们还有那么一点良心，他们就不忍心看到桂言朝会落魄到如此的地步。虽然在法律上对这样的问题还很难定性，但在这里我们要说，那些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其实是对农民工犯下了极大的罪行！
被有毒食物伤害的民工。
不但克扣工钱，还克扣伙食费，因此，民工们总是吃最低的伙食标准，最差的食物。而这些最差的伙食，大都是什么有毒的豆腐、死猪的内脏，没有烧烂的扁豆，以及劣制的食用油，还有发了霉的“陈化粮”等等，因此，民工们因为食物中毒而造成伤残的事件就层出不穷。
第22个故事：喻文芳等人的中毒事件。
2004年4月23日，22岁的湖北姑娘喻文芳走出了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等待，她终于得到了一个说法--法院判决责任人赔偿60万元。这一天来得多么艰难。可是，看着手上将陪伴一生的双拐，再看一看她那像木头一样麻木的双腿，看着在旁边搀扶着她的母亲，这60万元能补偿她些什么呢？
2002年春节期间，喻文芳等10名在深圳宝安区龙华镇弘光厂镜面五金加工部打工的工人，得了一种“怪病”。弘光厂老板何培全将三名病情最严重的工人送到宝安区人民医院治疗，并报告了宝安区卫生防疫部门。医院的临床诊断为“多发性周围神经炎，磷酸三甲苯酯中毒”。经过对工厂环境的排查，焦点集中在食物上。
最终，送到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检验的食油样品中，检测出了磷酸三甲苯酯成分。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也证实了这一结果。
4月17日，龙华镇政府将10名工人送进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当时，工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其间，工人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还欠下了60万元的医疗费用。
2003年七八月问，工人们的不幸遭遇受到了《羊城晚报》和其他媒体的关注，事情发生了转机。
龙华司法所所长裴晴律师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广州与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治疗的受害工人见面时的情景。受龙华镇政府的委托，龙华司法所准备为工人们提供法律援助。那天，正好是台风“杜鹃”正面袭击深圳，龙华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顶着遭遇台风的危险出发了。幸运的是，老天爷很给面子，台风下半夜才登陆，裴晴一行于午夜12时回到了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