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两任班长相比，你所带领的四班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
工作上的苦、脏、累，不算什么。我们碰到的还有社会上少数人的传统偏见。有入认为我们脏，见了我们就躲，有人说风凉话：你们天天挖，挖到几个金戒指了？还有个别人说：我们不扔垃圾，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从来不跟人家争，也从不放在心里，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这些有偏见、说风凉话的人，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许他们不知道，离开下水道，他们一天安稳日子也过不上。但有时遇到太不讲理的人，我们也生气。有一年夏天，有位职工不小心，将污泥溅到了一个女青年的裙子上，那女青年当时脸就变了，厉声呵斥：你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场的人一再向她赔礼道歉，并拿来卫生纸，想给她擦干净。可那位女青年不理这一套，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大家听了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诚恳地说：我们买条裙子赔你，行不行？赔，你们赔得起吗？那位女青年一边说，一边突然扯下一位职工的衣服，扔到路边的污泥中，又抬起脚，使劲踩了几下，才算出了气，走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最光荣的主流思想很容易被另外的价值观所冲击。虽然过去也有看不起劳动轻视劳动者的现象，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主流媒体曾经顽强地对劳动神圣给以鼓与呼，从共和国的英雄谱上，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最早的劳动模范马恒昌、孟泰、马万水，农民英雄王国藩、申纪兰、陈永贵，掏粪工人时传祥，铁人王进喜，煤场工人赵春娥等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市场经济以来，尽管我们也宣传了不少劳动模范，但受众者已经由单纯变得复杂，由白纸变成了有色纸，想要人心入脑，谈何容易？人们很容易被别的东西牵着走，比如一切向钱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而把我们一贯倡导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扔在脑后。而从本质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极端利已主义盛行，毫无公益之心，坑国害民，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繁荣昌盛，民族就不可能强大。
实际上，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劳动者给予了一定的礼遇和赞美。100多年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卡莱尔就说：劳动者具有一种永恒的崇高性，甚至神圣性。在卡莱尔的笔下，劳动就像宗教那样投射洁白清澈的光芒，即使劳动是为了钱，也仍然有它可爱之处，因为这是同自然界进行交流。你想出色地完成工作和劳动，这本身就会把人越来越近地引向真理，引向自然界的安排和规则，也就是真理本身。
卡莱尔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推崇的一位作家，在卡莱尔对待劳动的态度上，可以隐约感到英格兰民族对劳动的赞美。他说，从总体上来说，除了通过劳动，命运不会再通过其他什么方式来铸造我们。劳动中有无穷无尽的乐趣，每一个劳动者正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完善的。正是通过劳动，肮脏的丛莽被清除了，肥沃的土地和雄伟的城市出现了。因此人本身也就开始不再是一片丛莽，或者一片龌龊的荒漠。人一旦着手劳动，哪怕是最卑贱的工作，他的灵魂立刻就会安定下来，构成一种真正的和谐。
卡莱尔还说，找到了工作的人是幸福的，他不必要求别的什么幸福了。找到了工作，就像是找到了生活目标。工作就像用高尚的努力，从生活的酸臭的泥淖中挖掘和疏浚出来的一条畅通的水道，它在那里就像一条被水越冲越深的河流，滚滚向前。逐渐把最遥远的草根下起腐烂作用的臭水排除，用它那清澈的流水把一片恶臭的沼泽，变成一片绿色的、丰茂的草地。对于草地本身来说，那是多么幸福，不管那河流和它本身的价值是大还是小，劳动就是生命，它从劳动者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他的神赐的力量，那是全能的上帝恩赐给他的神圣的、来自天国的生命真髓。
徐州下水道四班的工人就是最激情的流水，他们的劳动，不管是动机还是行为，都是圣洁和美丽的。他们蜷伏在下水道中的姿态，会比任何宗教的跪拜都优美动人。下水道四班这种经典姿势将会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因为这是他们全部的爱意选择的肢体语言，这种姿势用山岳般的声音说：徐州市父老乡亲，我们爱你们！除了被人看不起外，四班人还被市场经济的新价值观所考验——
最近这几年，班里也有过不同意见，个别同志说，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咱也不能白干活，该收点钱就得收点钱，干这么脏这么累的活，总得有点报酬吧？大多数同志表示反对，认为市政工人就是为人民服务，干什么都讲钱，不是四班的传统。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我们统一了认识，也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了一次升华。大家说：吃苦受累的工作咱走在前，精神文明建设咱也不能落在后头。
永安街小学王校长的工作日记上，一直记着四班的电话号码。风化街小学苏校长说，四班不仅仅是给我们疏通下水道，更重要的是给我们送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全体师生。14年来，四班人一年不落地为这两所小学义务疏通下水道，没要过一分钱，没吃过一顿饭，每次都是干完活，扛起工具就走。
驻徐某部大湖司机训练基地地下管道常年不通，到处是脏水臭泥，干部战士常常拉肚子、闹痢疾，影响训练。他们慕名来到四班，请求给予帮助。子弟兵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利用休息时间，顶着烈日，让营区恢复了整洁，干部战士都很激动，拿出钱来给我们，我们坚决不要。他们送来军民共建，无私援助的锦旗，表示谢意。我们为他们义务服务了4年，直到营房改建。
有一年的春节，电焊条厂一幢宿舍楼下水道堵塞，居民急得团团转。这时他们想到找我们四班帮帮忙。我们一听，二话没说，带着工具赶到现场。副班长彭世坤从一楼检查到三楼，决定从二楼下手。他拧开螺丝，用竹片和铁丝去捅，只听哗啦一声，管道通了，来不及躲闪的彭师傅被屎尿浇了一脸一身。彭世坤没有半句怨言。房主老大娘既感激，又过意不去，拿出60块钱，非要塞给我们，让我们去洗个澡。可是塞给谁，谁都不要。大娘感动得直掉泪，不停地说：世上还是好心人多啊！
以上是徐州下水道四班三任班长的故事。三个班长，三段历史，从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正好反映下水道四班组建以来的30年风雨行程。
然而，下水道四班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一个团结的集体，也是一个快乐的集体，正是四班的全体成员，才构成了四班性格。她们中间，有爱岗敬业的高念侠，有默默奉献的李树芝，有老当益壮的彭世坤，有勇挑重担的王瑞莲，有忠厚能干的张厚结，有永不退役的赵永华，有体弱志坚的张玉兰，有一心为公的李爱铃，有勤勤恳恳的王玉英，有敢拼敢搏的薛侠等等……
四班是个谜。这个被世人公认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或许被一些人视为卑贱的工作，却有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体弱多病的张玉兰，一场大病之后，走路都困难，领导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到幼儿园工作。但张玉兰无法把心放在轻松舒适的幼儿园环境里，她想念那潮湿阴暗的下水道，想念姐妹们那明亮的笑声，她几乎用当下走后门那样的办法，最终还是回到了四班；高念侠曾经当过小学教师。丈夫几次帮她找了另外的工作，哪样工作都比下水道工干净、清闲，但高念侠就是不同意，她说她离不开四班，离不开下水道；孙景华退休后，平时上楼得需要人搀扶，行走十分困难，但即使这样，她仍然隔三差五来四班，她说四班就是她的心，人没有心哪能行，她说离开四班心就空落落的，只要来到四班，哪怕什么事情也不干，和四班的姐妹们说几句话，心里就踏实许多。四班的凝聚力还表现在她们身后有一批编外职工，12名工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在支持着她们。李树芝的儿子是一个大学生，他对妈妈说，我不怕脏，不怕苦，我想毕业后到你们四班工作。关永淑的女儿是个漂亮姑娘，但是，这个像电影演员的姑娘现在已是四班的正式职工了，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美丽，还继承了母亲的精神。四班人工资收入不高，活既重又累，但是为什么会使人魂牵梦绕地思念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