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信任会把一切搞成一团糟。你和员工间的关系就像括号前的负号一样，一切都走向反面。高尚的行为会遭到怀疑，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一切为创建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积极关系的倡议和努力都被理解成某种伎俩，以便实现企业操纵。如此一来，一切都无法发挥作用，也无法采取更多措施，甚至合作都无法实施了。
信任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边是信任方，另一边是被信任方。在理想状况下，信任是互相的：双方都在信任和被信任。员工们要轻松得多，信任一个人（领导）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相反的是，领导手下一般会有多名员工，许多管理者都认为自己值得信赖，也乐于被信任。而另一方面，要信任员工就普遍困难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要信任许多人确实不那么容易，因为最终结果都由你一人承担。
十五戒：放弃做人原则
人往往会随大流。环境既可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不论你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你都应该把握自己做人的原则。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你要做到的就是“出污泥而不染”，不败絮其中。
任弼时同志一生克勤克俭，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而且严格要求家人，绝不允许特殊。他从不丧失自己做人的标准，他的的这种崇高的思想品格，为全党同志所称颂。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行政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好穿着参加阅兵式。请示任弼时，他坚决不同意。他语重心长地对行政部门的同志说：“我们刚刚取得革命的胜利，家底还很薄，不能乱花一分钱。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这身衣服进北平。”
任弼时在北京的住处面临大街，车水马龙，行人喧闹，很不利于休息和工作。
同志们考虑到他患高血压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给他另选了房子。当他知道那所房子是一个机关的办公处后，就婉言谢绝。“那个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有一次，行政部门给他修补房子，花了很少一点修理费用，他知道后心里很不安，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平时领东西，他总是问：是按制度发的还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如果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他就严厉批评：“凡事不能超越制度，我们不能特殊化。”
1949年，斯大林给中央领导同志送来几辆新车，行政部门按规定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工作人员说：“不要去领，我原来那辆还可以用。”
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孩子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建设新国家。他经济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不能特殊，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孩子们从学校回来，都到大灶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他和夫人陈琮英同志的衣服穿旧了，就改一改给孩子们穿。他还亲自用毛笔写了“顺手关灯”的字条贴在开关旁边，教育孩子从小要节约一粒米、一度电，不能养成大手大脚的少爷作风。他有个妹妹从湖南来北京看望他，提出让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给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没同意，说“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
任弼时同志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刻都提醒他们不能特殊，一旦发现有错误，立即纠正，绝不含糊。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任弼时的这种做人标准，给我们每一个谋求权力的人一个很好的启示。
要当好一个领导，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做领导与做人，哪一种“做”更难？按理说是做领导难。人，人人都能做得，领导却不是谁都能做的，要从芸芸众生之中筛选出来，经过层层选拔，经过各种考核。做好领导的标准也应该比做好人的标准更高。洁身自好的人，可以说是好人；洁身自好的领导，却未必就是好领导，好领导的责任决不仅仅是管好自己；兢兢业业的人，可以说是好人，兢兢业业的领导，也未必就是好领导，如果没有新思路、新举措，也会只有苦劳没有功劳，不能开创新局面。
领导既然是从人群中筛选出来的，按说做人是不成问题的。做领导先做人就带有补课的性质了。那么，是不是选拔和考核出了偏差？不必讳言，干部的选拔机制确实还有空子可钻。至今仍有人买官卖官，仍有人靠巴结领导、依附上头，鞍前马后地会“来事儿”当领导，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人，在他们做领导之前，做人这一关就没有过好。对这样的领导说“做官先做人”，分量还嫌轻了些。
当然，没有做好人却先做了领导的毕竟只是少数。然而，这“少数”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做了领导，就以为过了做人这一关，于是忽略了怎样做人。“做官先做人”这句话，十有八九，倒正是对他们说的。
领导者，依然时时面临怎样做人的学问。是不是“一阔脸就变”？是不是眼里只有上司没有芸芸众生？是不是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保住乌纱帽或得到更大的乌纱帽而不惜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主动找上门来的各种诱惑面前能不能守住“丹田”？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都是一个怎样做人的问题，而且，这些是在他们没当领导之前很难碰到的人生课题。领导者几乎就与各种诱惑同行，每个诱惑都是陷阱，没有掌握做人的学问，随时都可能让你陷进去。至于领导者怎样治家，怎样为人之父，为人之夫，归根结蒂，也都是怎样做人。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怎样做人的学问，还常常被现实的重重迷雾弄得似是而非，真假莫辨。在风气不正的地方，正派人或许步履维艰，搞歪门邪道的可能如鱼得水，这就容易使人扭曲了做人的准则，以为搞歪门邪道的“很会做人”；在监督机制与制约机制尚未健全的时候，好人也会变坏，如何把握价值导向、坚守做人准则就更加艰难。如今不少贪赃枉法的官吏，考其先前的德行，有的其实也在“君子”之列，不就因为看到“小人”们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日子过得比他们红火，于是心发痒、眼发红、手发毛的吗？
做领导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官。即使在实行终身制的时候，也还有人丢官弃官，也还有人告老还乡。做人却是一辈子的学问，不做官的，有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了官的，也有一个怎样做人的问题，即使船到码头车到站，也依然得想想怎样做人，起码应该知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告诫与警示；即使做了再大的官，也依然得考虑怎样做人，起码应该懂得“谦受益，满招损”的人生哲理。
做人要想求全，并非易事，所以在很多为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要尽量做到无愧、无污、无罪、无恼，这是非常重要的。
十六戒：因循守旧，草率决策
领导者应努力培养自己的忧患意识，提高自己对事物发展的把握能力，不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止步于已经获得的成功上。因为生活每天都在进行，我们身处的环境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也应该积极地面对这种变化，开拓思路，把思想拓展到全新的领域之中。因为敢于踏上别人不敢走的路，就有可能创出新意，避开隐藏于暗中的危机，获得更大成功。一味地因循守旧，只能让你最终丧失权力。
宋仁宗晚年精神错乱，时有狂颠之状，宫廷内外，人心惶惶；京城开封，气氛紧张。宰相文彦博等人留宿宫中，以便处理紧急事务，应付非常之变。有天深夜，开封府的知府王素急慌慌地叩打宫门，要求面见执政大臣，说是有要事禀报。文彦博拒绝了：“这是什么时候，还敢深夜开宫门？”第二天一大早，王素又来了，报告说昨天夜里有一名禁卒告发都虞侯（禁军头目）要谋反。有的大臣主张立即将这名都虞侯抓来审问，文彦博不同意，他说：“这样一来，势必扩大事态，闹得人人惊惶不安。”他召来了禁军总指挥许怀德问：“这位都虞侯是个什么样的人？”
许怀德说：“这个人是禁军中最为忠诚老实的一个人。”
文彦博问：“你敢打保票吗？”
“敢。”
文彦博说：“一定是这个禁卒同都虞侯有旧仇，所以趁机诬告他，应当立即将他斩首，以安众心。”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
文彦博便要签署行刑的命令，他身边有一个小吏在暗中捏了一把他的膝盖，他顿时明白过来，请在场的另一名宰相刘沆也在命令上签了名。
不久，仁宗病情有所缓解，刘沆便诬告说：“陛下有病时，文彦博擅自将告发谋反的人斩首。”话虽不多，用意却十分恶毒，分明是暗示文彦博纵容造反者，甚至是造反者的同谋。文彦博当即拿出了有刘沆签名的行刑命令，这才消除了仁宗的疑心。幸亏刘沆签了名，否则，文彦博真是有口难辩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惟有如此，才能不被眼前的事所迷惑，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危险。否则，一味陶醉在目前的成功之中，在前进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就有可能被潜伏的危险击倒，使原有的成就都化为乌有，自尝失败的苦果。张咏正是凭借他的深谋远虑，才透过种植茶树表面的繁荣，看到了其不利的因素，帮助崇阳的百姓躲开了可能降临的灾祸；而文彦博身边的小吏更是熟知官场中的复杂残酷，偷偷地指点了文彦博一下，替文彦博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
领导者应切忌急功近利，“草率”决策。一些组织的领导目光短浅，只愿抓眼前的、有形的、见效快的工作。据《工人日报》2001年11月报道，中原某省一个山区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为了在短时间内造出“惊人的政绩”，便把目光投向了该县漫山遍野的栎树林。1998年春，他异想天开在该县西南七乡镇公路沿线搞起了“食用菌百里长廊”，掀起了空前的砍树行动。然后，动员群众铲除公路两侧长势良好的小麦，把香菇架、段木节堆放在公路沿线，目的是便于上级领导参观。由于收益不大，群众对搞食用菌有抵触情绪，1998年5月，这位县委书记又多次主持召开现场会，要求各镇一把手一年两季砍树搞香菇袋料。他在大会上宣布，哪个乡镇行动不力，完不成任务，书记、乡长就地免职，并明确表态：老百姓不愿搞，可以采取拉家具、牵耕牛的办法对付。在县委书记的高压政策下，3年来，该县累计发展袋料5000多万袋，消耗木材1.5亿公斤，按林业资源调查标准计算，毁林16万立方米，6400公顷，破坏了该县的生态环境，给今后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极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