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国民党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方针。这一切大大激发了韬奋的爱国热忱，使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韬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思想的转变过程，可以从《生活》周刊中找出鲜明的痕迹。
1931年7月，日本军警开枪射击我国农民，旅朝侨胞惨遭屠杀。这就是吉林“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大难将临。韬奋在《生活》上发表《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全民族的生死关头》等文章，说这两个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兆，决不能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沈阳等20多座城市。4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此后各期《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韬奋自己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9月底，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推荐著名学者，共产党员胡愈之的访苏见闻一书。10月初，他们两人围绕“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形势的问题长谈了一次。此后，胡愈之经常给《生活》写国际评论等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韬奋立即号召《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他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慕捐的钱竟达12万余元，轰动全国！韬奋后来回忆起当时群众踊跃捐款的盛况说：“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2万5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帐的算帐，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赶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
1932年1月9日，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对象”，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标准，他还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韬奋谈话。在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主张的问题上，两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激烈辩论。胡宗南想迫使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要求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韬奋机智地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两人话不投机，只好不欢而散。
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第二天，《生活》周刊两次刊发《紧急号外》，报告抗战消息。此后，《生活》在淞沪抗战期间每天都发出一两次《紧急号外》。第三天，，韬奋发表《痛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支持义军的爱国壮举。韬奋还写了许多大声疾呼抗战的文章。《生活》周刊销量激增，达到15万5千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界发行量的新纪录。此外，他和《生活》周刊的同事积极参加战时后方服务。根据前方战士们的需要，他们征集各种急需用品，还开办“生活伤兵院”，为浴血抗日的负伤战士治疗。《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前线消息。
韬奋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必须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来唤醒民众。他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长，难以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于是就想办一份日报。3月底，他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准备创办《生活日报》。他们在报上登广告，公开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15万元以上。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这个报纸登记。韬奋等人被迫宣告停办，并将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还股民。
7月初，韬奋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义主义的这条路。”于是，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韬奋本人和《生活》周刊的迫害。7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寄《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购阅《生活》周刊的学生。一些御用党棍和无耻文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面对这些压力，他坚定地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至多奉送一条生得不耐烦的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于7月在福州路384号正式设立“生活书店”。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月初，平津各报纷纷传言，有的说《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说韬奋已遭通缉，甚至还有人说韬奋还接到一些南京读者的来信，都是告诉他关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查封《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亲戚也打电报来问他安危。一时间，乌云密布，浊浪排空，韬奋的处境极为险恶。韬奋预料《生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月22日，他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
1932年12月，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组织。“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和非法拘禁，以及争取言论集会的自由。因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了“同盟”秘书长杨杏佛，并把韬奋也列入“黑名单”。韬奋无所畏惧，冒着危险参加了杨杏佛的遗体大殓仪式。此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盯梢。当时他每天上下班要4次往返通过法国公园，尤其在晚上，比较荒凉。朋友们认为这样危险太大，劝韬奋暂时离开中国。7月中旬，他出国考察，开始了历时两年流亡生涯。5个月后，《生活》周刊被查封。
1933年8月7日，韬奋到达他球环考察的第一站意大利。10天后到瑞士，再到巴黎。9月3日抵达伦敦。他在伦敦住了4个月，于1934年2月回到巴黎，然后经比利时、荷兰到柏林。4月18日，他又回到伦敦。7月14日，他乘船去苏联参观访问两个月，于9月27日第三次回到伦敦。1935年5月11日去美国，因为“《新生》事件”的发生于8月提前回国。
在两年的流亡生活中，韬奋实地考察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在伦敦，他除了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著名的伦敦博物馆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后来他把这些读书笔记整理编译成《读书偶译》出版。
在忙碌的旅途中，韬奋仍不忘拿起笔去记录各国的见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以通讯方式写了大量文章在国内发表，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三集《萍踪寄语》。第一集主要写英国，第二集主要写德国，第三集全部写苏联，共约37万字。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旅途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深刻分析，加上他的文笔优美生动，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使他们了解了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当然，韬奋自己也因此开拓了视野，坚定了斗志。
在异国他乡的韬奋，仍旧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迫害。就在他离开上海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造谣，胡说韬奋的出国费用是从援助马占山的制服款中“克扣”而来的。为了粉碎这种卑鄙的污蔑，《生活》周刊社把清点捐款的会计证明书和马占山的亲笔收据登报公布。
1934年8月，因为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韬奋错过了一次会见高尔基的机会。当时苏联正在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韬奋恰好在莫斯科参观，并带上了给高尔基的一件礼物。8月5日，在一所学校的花园里，韬奋和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萧三坐在长椅上刚说了几句话，就见一个中国人凑到跟前，装模作样的向萧三“请教”。韬奋认识此人，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在他俩旁边站了一会儿，才悄悄走开。韬奋趁机赶忙对萧三说：“我很快就回国去，在这里说话，都有些不方便呢。”他边说边指着那个走不很远的特务。萧三当即会意，只是觉得韬奋不能参加全苏作家代表会非常遗憾。韬奋同样感到十分可惜。他从包里拿出一部厚厚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交给萧三说：请将我编的这本书转交给高尔基先生。”萧三接过一看，上面已经用英、中文题好了“敬赠高尔基先生——邹韬奋”。萧三非常高兴，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的优秀代表给高尔基献上这样珍贵的礼物，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时候，那个盯梢的特务又走来了，他们只好握手而别。
韬奋后来去伦敦、美国游历。他在美国考察期间，国内发生了“《新生》事件”。原来，在韬奋出国约半年，《生活》周刊被封约两个月后，由杜重远、艾寒松主编的《新生》出版了。《新生》周刊继承和发扬了《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日本浪人还在上海街头游行闹事。日本侵略者以“妨碍邦交”为借口，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竟然不顾自己的有关机构审查过《闲话皇帝》的事实，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竟然将《新生》主编杜重远判处14个月的徒刑，并勒令《新生》停刊。这还不够，国民党政府还特别颁布了所谓《敦睦邦交令》，以讨好日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
7月11日，韬奋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详细描述“《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报道，“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他立即跑到电报局去打了一个电报慰问狱中的杜重远，并决定马上回国。
8月27日，韬奋乘船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然后，他又跑到生活书店，和阔别两年多的同事欢聚。从此，他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和更加旺盛的热情，积极投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