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曾经写了一本《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探讨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很有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那么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就更值得钦佩——虽然他的观点是否科学，可以商榷。关于审美意识的最初发生，他同一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依据汉·许慎《说文解字》，“美，从羊从大。”即“美”字由“羊”、“大”二字组合而成；而其本义，依据《说文解字》，是“甘”的意思：甘，美也。《说文解字》“甘部”“美也，从口从一。”笠原仲二总结说：“总之，从所谓‘羊大’兴起的、人们对生活动直接的意识或感情，即包涵在‘美’字中的最原始的意识内容，应该是：第一，视觉方面，对于庞大的肥躯和它所象征的羊之强壮的感受；第二，味觉方面，对于其肥美的肉的甘味在官能上的感受；第三，触觉方面，期待这种羊具有的可作为最优良的防寒必需品的感受；第四，从经济的立场出发，对于这种羊具有的高度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的预想的感受，等等。归根结底，这些感受在心理方面是包含在喜爱、愉悦、快乐之中的，可称之为生活的吉祥、幸福感吧！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由‘美’字从‘羊大’，所以把其本义、进而把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起源解释为在于直接对硕大的羊的姿态的感受，或在于羊大给予牧羊部族的令人庆贺的幸福感；此外，又有如《说文》所见到那样，把‘美’的本义解释为对于羊肉之‘甘’这一味觉的感受上。”这可以作为一家之言。从“羊大为美”来看，中国人最初的审美意识的产生，是从官能感受而起，后来又渐渐深化，与伦理的“善”相结合，再后来，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与“真”结合。故依此说。而所谓“羊大为美”，即不是普通的羊，而是在视觉上“硕大”的、“强壮”的羊，在味觉上“肥美”的、“甘味”的羊，在触觉上皮毛丰厚利于防寒感觉舒适的羊，才美。总之，“美”的羊，比普通的羊“多”了一些什么，在视觉、味觉、触觉等方面，都有些特异化的表现。那么，如果把这样的羊画下来，那就是美的图画，能够做这样的图画，就是最初的美术创作；如果吃这样的羊肉，那就是“美味”，而能够烧制这样的羊肉，就是最初的烹调艺术；如果穿这样的羊皮，就是美的衣服，而能够做这样的羊皮衣服，那就是最初的缝纫艺术。
顺便说说，原始人最初可能是不穿衣服的，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假如有人为了御寒披了件羊皮（当然是挑那些皮毛丰厚、利于防寒、感觉舒适的羊皮），又渐渐把羊皮裁剪得“看起来顺眼”，那么，这“看起来顺眼”，就是初期的审美，而那件“看起来顺眼”的显得不同一般（也即“特异化”）的羊皮衣服，就是初期的艺术品。再假如有人看到海滩上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贝壳，“觉得挺好玩儿”，他或她把它们串起来挂在脖子上，这种“觉得挺好玩儿”，就是初期的“审美趣味”，而把贝壳串起来并挂在脖子上，就显得不一般，也就是“特异化”，他或她的这种行为就是初期的审美—艺术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结果——那串贝壳，就是当时的艺术品。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文学艺术起源于摹仿，如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艺术摹仿自然）、柏拉图（艺术是摹仿的摹仿）、
亚里斯多德（艺术是对自然和社会生活动摹仿）。但是，摹仿不可能同生活一摸一样，而是有变异。譬如亚里斯多德就说，文学艺术所摹仿的人物，有的比原来的好，有的比原来的坏，“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要写那种“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会说的话，会行的事”，并不是写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个别的事”；诗人应该向优秀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亚里斯多德还鼓励诗人写“不可能”而“可信”的事，“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合实际，也许他可以这样反驳：‘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我们之所以引述这么多，是因为人们常常以为亚里斯多德是主张艺术一点不走样的描写自然和社会生活。其实，这是误解。从上面亚里斯多德的话可知，文学艺术总是对原来的生活有所变异。这是艺术本性使然。
有人说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也是生活，因此艺术就是生活。还有人说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最普通的生活，艺术即同于生活。其实，不论游戏还是劳动，当它们作为艺术出现时，已经是特异化的生活。如，游戏有特定的规则，这特定规则就与普通生活区别开来了。“劳动说”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人们常说“古之举大木者”的“吭吁吭吁”派。而那“吭吁吭吁”，是有别于普通声音的一种特殊声音，是“特异化”的声音，而且，“吭吁吭吁”中包含着不同一般的特殊意味，它是被“强调”了的，是被“组织”起来的，是与日常生活里随便、任意“吭吁吭吁”几声不同的。
我在别处还特别详细论述了艺术起源于仪式、起源于巫术、起源于宗教等等说法，而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艺术同于生活。其实，当人们做仪式、做巫术、进行宗教活动时，已经同普通生活“隔离”了，区别开来了，“特异化”了。有关仪式与艺术问题，我曾引用一本书《审美的人》，“仪式和艺术的很大一部分引人入胜的性质在于它们是有意不同寻常的。”“仪式和艺术的风格化增加了它们的不同寻常的方面。”“仪式和艺术都是形式化的。”“仪式庆典和艺术在社会层面把其参与者和听众强化、统一到一种心境之中。”“仪式和艺术是被括起来的，与现实或日常生活隔开。某种类型的一个场所——一个圆圈、一个划定的区域、一个博物馆或讲台——隔离了神圣与世俗、表演者与听众、超常与平常。”“在游戏、仪式和艺术中，事物变得非同寻常”“仪式是文化的，它是习得的，不是天生的，仪式的表演之下，我相信潜藏着类似于使其特殊的一种天生的人类行为倾向。”
这有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中所引述的海德格尔的话：“艺术作品的起源——这包含着创造者和保护者两者的起源，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性的存在的起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起源：它是真理进入存在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即真理成为历史性的方式。”阿莱斯从自己的立场上理解海德格尔的。我认为，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立场说的这番关于艺术起源的话，对我们有启示，至少，他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可以借鉴，即强调艺术起源于“真理进入存在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艺术诞生初期的状况
论证“艺术：生活的特异化”这个命题之是否真，最重要的是看历史实践和已经存在的艺术事实。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都有无数“生活特异化”的例证，说明与生活相区别、将生活特异化，在艺术中具有普遍性。
艺术诞生的初期，如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就是生活特异化的表现。
先看玉器。
在辽河流域，距今约5000—6000年前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猪首龙身，首部口闭吻长，鼻端前突，龙身弯曲。考古学家认为，中国龙首形象最初主要来源于猪首形象，后来有的龙首仍有猪的特征。红山文化时期，还有玉鸟、玉鸮、玉龟、玉兽以及双龙首玉璜、松石鸟形器（东山嘴遗址出土）、双猪首三连孔玉饰（三官甸子墓地出土）等等，而鸟兽纹玉佩比较流行。在太湖地区，距今约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第三、四层发现有青色和淡黄色玉料及莹石制作的决、璜和项饰。之后，马家浜文化（其时间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有玉璜、玉决等饰品出土。又后，崧泽文化有材质较好的玉饰品如环、璜、镯、决、琀、项饰、佩饰等等出土。又后，良渚文化玉器达到高潮，大量璧、琮、璜、镯、管、珠、坠、锥形饰、冠形饰、柱形饰、柄形饰、牌饰，以及龟、鸟、蝉、鱼等动物造型。兽面纹是良渚玉器常见到装饰纹样。其神人兽面图形，大眼、獠牙，乃猪之变形；还有蛙、蝉、鸟、鱼、龟、龙首形动物图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姜寨玉器粗简。龙山文化时期，尚玉之风兴起。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墓葬有玉琮、玉铲、玉斧、玉璧等出土；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出土地有玉琮、管、钺、臂环等，陕北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璧、璜、斧、钺、刀、戚、戈等等；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玉铲，有玉笄、臂环、指环、管、珠等饰物。在海岱地区，古人对绿松石特别喜爱。泰安大汶口10号墓墓主佩头饰两串、颈饰一串，颈饰由19件不规则形的绿松石片串成。
上述玉器，如玉猪龙，以及各种礼器、祭品、饰物（据说距今一万两千年的山顶洞人，已有六种饰品，如钻孔石珠、穿孔牙齿、黄绿色有孔小砾石、骨坠、穿孔海蚶壳、穿孔鱼骨）等等，这都是生活的变异。良渚、红山、龙山文化等还有玉人、人面图形玉器出土。神木石峁出土侧视人头像，鹰勾鼻，似有意丑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玉人，湖北钟祥县石家河文化出土玉人首，属正常人形；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人兽复合图纹，突出人的头像，属对人的美化；还有鹰与人头组成的图像，表现鹰攫人头，则可能是以鹰为图腾的部族的族徽，人头乃“人祭”的反映。它们都是生活的特异化。
夏商周及以后的玉器更趋精化。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铲、玉钺、玉戈等等。商代，武丁（第22代商王）的配偶妇好的墓中出土玉器七百五十件。四川成都北百里左右“三星堆”出土大量距今约三千至三千五百年古蜀王国包括玉器在内的珍贵文物，其中玉器有戈、剑、刀、斧、斤、凿、圭、璋等等。有一商代晚期玉璋，射宽8.8厘米，邸长11.4厘米，宽6厘米，厚0.8厘米，通长54.2厘米，上面刻有11个人物正面立像，着冠，两手插腰，还有其他图形，这件玉璋是一九八六年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另，一九八六年还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商代晚期的几件玉管、玉珠，其中玉珠多为软玉质，有翠绿、碧绿、淡绿、牙黄、羊脂白、灰白、灰、深灰、墨绿等颜色，大小不等，多长0.88—1.8厘米、直径0.72—1.17厘米、孔径0.42厘米，多数为鼓形，少数为算盘珠形，串起来，就是精美的项链。当时商代的中心地带在今河南安阳地区，成都三星堆地区属商的边缘，古蜀王国。这些玉器也是生活动变形。周代玉器也很多。《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又：“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些玉器是精心制作的礼器，你找不到它们的生活原型。
再看陶器。一般的彩陶，或红底黑彩，或白衣上施以黑、黄、紫色，以形成双色或多色图案。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陶猪鬶，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彩陶盆，郑州大河村出土的白衣彩陶钵，西安半坡的鱼纹彩陶盆，甘肃马家窑出土地提梁彩陶罐、蛙蚊彩陶瓮、旋涡纹彩陶壶等等，可谓精美——这是生活的变形。稍晚的黑陶，燃料未完全燃烧，碳原子浸入器物造成的特异效果。特别是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黑陶薄胎高柄杯，厚度不足一毫米，令今人叹服——这也是生活的特异化。
再看古代歌舞。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舞者15人，分成三组，形象整齐却又生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8000年前用大鸟翅骨或腿骨做成的骨笛，七个音孔，可吹出五声和七声音阶。这些不仅是生活的变异，而且是生活的创造。
青铜器的情况大家更熟悉，所谓铸鼎象物——“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之后，鼎遂成为传国重器、立国象征，于是有“问鼎”、“定鼎”之说。这就是说，鼎是生活特异化的产物，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今天，这种生活特异化的鼎，成为一种艺术品。不仅是鼎，你去博物馆看看，几乎每一件青铜器上的形状和文饰，都是生活特异化的结果。特别是兽面纹——饕餮图形，简直是奇异的想像。到底饕餮是什么？饕餮似鸟非鸟、似牛非牛、如虎非虎、兽而禽爪，反正生活中没有。还有麒麟、凤凰，生活中有吗？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形象，也无一不是生活变异的产物。如夸父逐日：“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亏这神话的作者想得出来。其他如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也都至奇至异。
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以《圣经》等为代表希伯来文化的神话传说，皆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