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实、闪光的铺路石
畅广元
杜书瀛教授的《艺术哲学读本》我是专门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认真读的。说不清为什么，读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这是老杜总结他艺术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提醒自己，不由得便把自己的阅读视阈调整得更为宏阔些，心情顿时也严肃了许多，觉得沉沉的。书读完后我才读他的“自序”。书是饱含激情的理论建构，自序是理论支撑着的情感抒发，二者的融合把个活生生的老杜镶在我的心中。
读其书如见其人，我读《艺术哲学读本》看到的是书瀛教授的学术人格。他毕生献身于学术事业，“寂寞半生，清贫一世”，“唯求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实现其生存的价值。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学人被历史“注定是一批过渡型的人物”，却并不气馁，反而更加珍惜自己的学术生命：勤奋、执著地学习、探索，严谨、求真地思考、笔耕，以上一代和下一代杰出的学人为师，虽有师承却愿“吃‘百家饭’”，已获成就却还要追求新的超越，生命不息，学习、思考和进取不止。他说，“我愿意为将来的学术发展作一块铺路石”。这“铺路石”的坚实、闪光之处，就在他学术生命的生产和创造中显现的学术人格上。
作为书瀛教授关于“艺术哲学问题研究的理论总结”，《艺术哲学读本》的论证和说明是完整的、系统的，它不仅是个人学术生命创造性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种历史的记忆。我在读它的时候，绝没有像读一本陌生书时的那样感觉，整个精神处于和老杜的对话中。我叹服他诸多的创见：艺术是对世界的精神实践的掌握；艺术具有特异化生活的本性；“艺术不是像理论思维那样扬弃个别掌握一般，而是突破个别而又重建个别，这重建的个别即艺术典型”；“艺术的着眼点不像哲学那样着重表现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而是着重表现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应该“用人类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建立新的艺术哲学”等等。我也为他的某些论证和说明的不足而焦虑，诸如艺术之所以将生活“特异化”而不是“趋同化”的根本原因“是由宇宙的本性决定的”；“生活现象的本质规律”和“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本质规律的生活现象”和“包括情感在内的精神生活现象”的辨析；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构成的特殊性与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创作原则的关系等等。不过，正是这“叹服”和“焦虑”的互动，使得我与书瀛教授间的对话特别有趣而且易于深化，彼此间的学术情谊常是由此而愈加笃实的。我进而想到，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艺术哲学读本》的话题和其整个论域，在今天由于整体学科研究意向的某种转移而不那么“热门”，这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反而正好是它这种阶段性学术总结成果问世的机遇。我相信，敢于深切地面对、真诚地思考和研究历史所积累的困局，同时，有决心对内在于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的真问题做独到研究者，是不会绕过《艺术哲学读本》的。作为坚实、闪光的“铺路石”，它具有通过主体之间的关联和努力，实现一种历史性沟通的价值，恰恰是这种历史性沟通，能以“对历史的整体的客观认识和对主体精神创造潜力的了解，去把握开放向未来的可能性契机”（张志强：《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
在“自序”里老杜说：“自走上学术道路之日起，我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自然打骨子里崇拜马克思主义”。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共享体验，读之、思之，颇有一番感慨。学者不能没有神圣感，但对自己最崇拜的学说或理论也不能将其神圣化，否则，便免不了为自我构建精神禁区、自己匡囿自己学术视阈的悲剧。仔细回忆当年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内容、方式和实践，再实事求是地回到马克思并作认真对比，我们便能感受到在自己学术生命发展的历程中，那极其重要的起始阶段，由于真的不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对学人的至关重要性而未能科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其实正是马克思所不愿自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不错，这确实是历史造成的，甚至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角度讲，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绝不是说彼时彼地就绝无清醒者，和他们比，就能看到我们“皮袍下的小来”。我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来，是有感于老杜“愿意为将来的学术发展作一块铺路石”的精神，学术思想、学术创见作为“铺路石”的构成因素自不待言，一代学人精神上的迷误与觉醒则更具鞭策效能，也是“铺路石”的坚实、闪光处。书瀛教授既说自己“崇拜马克思主义”，又讲他爱“吃‘百家饭’”，他实际上是渴望有更多、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活跃在我们的学术界。
我等着《艺术哲学读本》的出版，而且会时时去翻阅它。这不是为了回忆，而是要获取一种力量，让自己的学术生命能够得到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