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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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青葱岁月(2)

进小学后,自远很快表现出记忆力强、求知欲强,干什么事都能全神贯注。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书,他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看下去,凡他感兴趣的问题,必定要刨根究底,老师们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那发酵一样膨胀的求知欲,他经常拿着大人给的零用钱到书店买书,一时买不起的书,他就将自己杵在那里,一站就是半天。老板和店员都认识了这个常常要关门才悻悻然而去的少年。

欧阳自远在小学表现出的唯一缺点,便是少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动与活泼。

他几乎不会玩什么,从不和其他孩子打弹子、下棋、抓知了或捕蟋蟀。只在夏天时,他会和几个小伙伴去游泳,从县城东门浮桥那儿跳下去,一路用狗爬式,沿着清澈的禾水游下去。他走到哪里,都给人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感觉。

他的妻子邓筱兰的情况却有些相反。

抗日战争前,邓家原经营着一家食品店。抗战爆发后,生意越来越清淡萧条,后来终于倒闭。靠着父亲买回的一台压面机,早起晚睡压面条,赚取一点加工费;还有母亲发豆芽、做豆腐,逢墟赶集也挑去卖,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邓家五个子女,筱兰是老大,她既要管好弟弟妹妹,又要为父母分挑生活的担子。情况最恶劣时,她不得不辍学在家,种田、插秧、莳田、割禾、打谷、种菜,有什么农活她都得干。父母病了,或是有事走不开,自己也只似豆芽菜的身架,竟要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去墟集上卖面条、豆芽和豆腐。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邓筱兰的性格自然很难小家碧玉,巧笑倩兮,自有些大大咧咧,风风火火。

从这个时候起,两家人就彼此熟悉了。欧阳自远的祖父母和邓筱兰的父母都是教友。两家的大人曾背地里说,这两个小孩子长大了,能成一家倒也不错。不过,孩子之间却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偶尔碰到彼此看一眼,点点头,他们都还年少得很。

一两年后,欧阳自远进入永新中学。

他年近古稀时还清楚地记得,瘦瘦高高的语文老师刘燕江,留学日本,既有国学的深厚功力,又有外来文化的浸润,讲课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永新许多杂碎般的方言俚语,经过他的一番点拨,变得别有洞天,回味绵长。还有数学老师左大元解方程式的自得神态,几乎闭着眼睛,那一手板书也如行云流水。教地理课的袁老师和教化学的贺老师,更夺其魂魄,撼其心智,前者信手拈来,寥寥几笔,就把一个国家的山河清楚地立在了黑板上;后者将他领进了一个变幻有趣的元素世界,从此他看到的许多东西,他都试图用元素去结构,放进化学里去把玩……

如今谈起这所学校,欧阳自远还感慨地说:“我非常感激这所学校,她治学严谨,集中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些教师才华横溢,给我多方面的教育与培养,对我今后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真感谢这些老师。”

现在已改名为任弼时中学的这所中学,仍是全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她以师资优良、治学严谨著称,所培养的精英学生遍布国内外。

其实,中国文化的薪传火播,在很大层面上并不得力于北大、清华这些富丽、显赫的大学殿堂,而在于广袤、贫瘠的县镇乡野间那千千万万以博学解惑、以清贫度日、以良知求得心安的中小学教师们。在今天已经很难设想了,现在的“时代宠儿”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乡间一幢房。岂止是乡间,连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也人不了他们的“牛眼”。倘若要问当年这些先生的精神驱动在哪里,那便等于问教会:在哪儿去找到长年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总是箭簇般深入穷乡僻壤的一代代传教士的呢?

在永新县城的基督教堂里主事的,就是两个来自芬兰的金发碧眼的修女,在人们的记忆里,她们的韶华岁月,都留在了这个世界地图上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1952年,欧阳自远高中毕业。

这个学习上从来无需大人操心的孩子,大人们却在他未来的去向上不得不多说几句。在祖父、父亲、叔叔看来,无论是国民党坐天下,还是共产党打天下,或者日本人打来了得逃难,什么情况下都得有人悬壶济世,医生的饭碗不但吃得很稳当,也端得很无愧——这是他们的亲身体会。他们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开了大半生小药房,好些年里在吉泰盆地,提起九州药房,老百姓几乎无人不知,可欧阳家却还没有出一个科班出身的正规医生。

他们无疑将这个希望寄托在自远身上。

大人们的话,于他第一次如秋风过马耳。

还记得天净如洗的晚上,做完功课总爱去县城公园里看天的那个孩子吗?

在招考的所有专业里,最吸引他的是以窥探宇宙奥秘为使命的天文了,当时由国民党时代中央大学转换而来的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全国最好的。他的目光在这张招生海报上留恋了许久,有些如月色即将融进曙色之前的罗密欧,迟迟不愿退去朱丽叶的花园。

在1952年,国家最缺的恐怕就是石油,因为找不到地下的石油,只好咬牙提炼比天然石油成本高出十几倍的人造石油,但这一年人造石油的产量才24万吨,占了当时石油的55%。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刚启动的工业化建设,还有硝烟滚滚的朝鲜战场上大部分军事用油。

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屡屡召见李四光,下令“找,得把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

“找矿去,到野外去”,成了那个年代最迫切、最响亮的声音。

地质勘探队被称为“和平建设时期的游击队”。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地质部。同年,趁着全国性的院系调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相关学科,组成了北京地质学院。该院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

“罗密欧”再痴情,也架不住党的召唤。毛泽东的话,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一颗颗年轻的心绝对像轻纱万顷的月华一样撩人。

再说,欧阳自远本来就对地理课感兴趣,地球土如此丰富的地形地貌因何而起,因何而变,也是他上课时脑海里总浮现不去的一个问题。倘若说地理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角,那么地质不正是藏在水下的广阔冰山?他深信由地质人手,一定能获取地理更多的奥秘。

对化学,他也有很浓的兴趣,在中学的各科成绩里,他化学不但最高,而且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最没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医学了,当时他也不懂到底医学包括哪些东西,可听说入门就得熟悉人体构造,那全身的206块骨头,每块叫什么,哪块该安置在哪里,一想到这,他就觉得自己肯定会头大如斗。

他最后报的志愿——第一志愿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志愿北京大学的化学系。

他所报的学校和专业,都是这个学科里全国最好的。他觉得要学就要学最好的,他自信也有条件被最好的选择。

1952年,全国首次实行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吉安地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集中在吉安市白鹭洲中学,其前身是文天祥读过的白鹭洲书院。有点像老去的岁月里秀才赶考,他自己背着书,请一个力夫挑铺盖行李卷,从永新走到吉安94公里,要走三天。丰饶的吉泰盆地上,此时正是稻浪滚滚,瓜果壮硕,荷绿莲红,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气息。每天三十公里走下来,人并不感到疲惫。到了白鹭洲中学,晚上就带个草席,找块江风习习的凉快地方睡下……

几门课考下来,他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就交卷了,而且交了两回头卷。交头卷,不但他争,别人也争。由此可见,半个多世纪前的高考,考生们的心态很是放松,宛如一次学业与心灵的双重旅行。绝对不像今天的高考,往往不但学生考糊了,家里人也考糊了,人人累得那一年长了三千岁。

那时还没有录取通知书,各校录取学生的名单均由报纸发布。江西当时属中南区管辖,中南区的录取名单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邮局门口,天天是一片昂立着的鹅脖子、鸭脖子。有一天,登着他名字的《长江日报》到了,一切都如愿以偿,按第一志愿他录取到北京地质学院。

这前后,同学们的名字也陆续见报。永新中学名不虚传,欧阳自远的班上有16名学生,全部被大学录取。其中,他的好友金荣华、胡育农、尹祥楚、尹怀邦都录取到了北京,不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与杜甫不同的是,欧阳自远和他的几个伙伴不是还乡,而是出乡,但情境却是相通的。

1952年8月末,他们从永新乘汽车到吉安,再搭小船顺赣江而下,到达樟树,又转乘火车,经武汉跑了两天后才到达北京。这是欧阳自远第一次看见火车并坐上火车,可惜的是,许是家族性遗传,他一路晕车,一吃东西便吐得人仰马翻,只能什么也不敢吃,躺在座位上,不见天日地熬到了北京。

一走出火车站,如一条误入淡水里的海鱼又游回了海水,他一下活了过来,脸色骤然红润得像刚从果园里摘下还带露水的苹果。洋溢着青春和热情的车站广场上,处处是各高等学校设立的迎新站,他和伙伴们有在大海上漂浮的感觉。许多面哗哗响动的红旗里,他看到了毛主席书写的“北京地质学院”六个雄健而又飘逸的大字。

当他听说这是北京地质学院首次招生,与他一起走进学院的还有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一千二百名新生,更使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兴奋不已……

一千二百名新生,在当时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与二十世纪前几年高校大扩招的学生数量相比,却只是许多高校扩招的一个零头。

至1955年,新中国不过建国六年。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也有六次,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全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一身冷汗!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据1955年的官方统计,中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人。

好在欧阳自远选择的是工科,而且密切关系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好在北京地质学院有一个院长叫刘型,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他对地质学虽是外行,但尊重知识,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广揽人才,除组建时的基础队伍外,还有不少教师调自西北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以及地质调查研究部门,可谓名师荟萃,英才如云,很快成为中国地质教育界百川汇合、登高望远之翘楚。刘型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师生互相取长补短,不遗余力向科学进军。在校园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氛里,那几年,师生们还没有感受到校园外许多知识分子的困惑与忧虑。

欧阳自远学的是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专业。他就是奔着要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的目的而来。刻苦的学习精神如中学时代那样一以贯之。与中学有不同的是,自修的时间大大增多,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大都扎在图书馆。此外,他经常一人或和同学一起登西山,爬香…,走门头沟,有时还背着沙包到颐和园等地来回走,他自称“练铁脚板”,为将来爬山涉水作好充分准备。

一个年级约有二三百人。分成十个班。他的个头不高,门门成绩却总是最高。他被各班一致推举为班联的主席。大二时,他是全院的三好学生,又当上全国的三好学生。表彰大会是在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席会议,并为三好学生颁奖。会上每个人发了一本郭老的诗集《百花集》,约有百种花,每种花他都写了一首诗。他当时讲: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诗写得有多好,其实——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这年的金秋时节,学校又奖励他随在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到六朝古都南京旅游。

这些过去只会在梦境里出现,或者在梦境里也不可能出现的场合与人物,如今就在自己身边可见可闻、可感可触。他深深觉得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更有一种青春隐隐的冲动,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在欧阳自远的青春冲动里,唯有爱情不冲动,恰如月光下的朦朦胧胧、中秋时令的不冷不热。

1951年,十六岁的邓筱兰报名参军。她当然想继续读书,只是因为父亲生病,遽尔过世,家中生活很是困难,家里的六张嘴加起来长似一根扁担,她只能先从扁担上卸下自己这张嘴。许是因为年龄小,她未被送上抗美援朝的前线,而是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