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心月何处:欧阳自远与中国嫦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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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3)

原卫星设计方案里,用七十二个平面把它堆成圆的,每个平面均经过抛光处理,这样它旋转的时候就会散光。找来搞天文的同志一问,他们说,虽有七十二个平面,卫星的直径却只有一米,而且靠散光,表面反光率不会高,其亮度大约只相当于天空中亮度极低的六等星。这么小的东西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还是用肉眼看不见。那就将直径做大了?可卫星超过了既定重量,火箭又送不上去。

后来琢磨出来的办法是,第三级火箭是固体火箭,表体面积很大,其表面是黑灰色,并不反光。但可在第三级火箭外面套个球形的气套,卫星发射时不能叫它鼓起来,它必须是合上的。卫星上天以后,利用第三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将其充气,使之展开为一个面积为40平方米的球体,外面再把它镀亮。这个办法原理上有些像折叠伞,理论上可行,关键是能否找到制作这种气套的特殊材料。

跑了国内许多厂子,都因要求太高而无力研制这种特殊材料。最后在上海,找到一家工厂曾经研制过一种新型绸布,与气套所需材料基本相同,可原材料有毒,早就不做了,而且,这家工厂在“大风大浪”里已经停产。在得知气套的用途后,不少工人立即金盆洗手,上岸穿鞋,由“抓革命”转入“促生产”,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这一质地紧密且能够发光的特殊绸布的研制。11个月后,终于研制成功。

结果,卫星上天后,天气好没有问题。天气若不是太好,卫星还是难以看见。但地面上的人们很容易发现后面的那个硕大气球,再顺着往前看,就能看见前面的卫星了。

为了“听得见”,也动了很多脑筋。

那个年代,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的人家才有收音机,多是中长波的,极少有短波的,谁不怕“偷听敌台广播”的罪名从天而降?就算是有短波的,卫星使用的频率也听不见。于是,想到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转播什么呢?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播送文字,豪情万丈如《人民日报》社论,外国人也听不明白。合适的只是歌曲,最能传达中国特色的,无疑是《东方红》。

按这个方案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他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聂荣臻元帅。聂元帅同意后报给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八个小节。

制造《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该所攻坚小组决定在40秒内连续播放两遍这八个小节,然后,发射机切换成遥测信号,用一个发射机就可以实现交替传送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第一次搞这种装置,可以说该小组真是顶着颗雷在脑袋上,倘若卫星升天以后失声了,或者变了调,其后果不堪设想。乐音装置的第一批正样产品,便是1968年上半年在重庆一家工厂生产的,当时生产秩序极不正常,产品中许多元件出现了虚焊现象。运气的是,最后上天的产品是由上海科学仪器厂重新生产的,上天后一切如设计所愿,该小组因此立了大功。

让孙家栋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语录手中拿,毛主席像章满街走,这是“文革”中走遍中国的一道风景。日子愈往后,愈难分得清这是出于一片真挚的情感,还是出于一个已溶于血脉的集体仪式?

卫星总装之时,随各装置、仪器交上来的,还有大量自己设计的毛主席像章。有的还做得非常大,非常重,越大越重就越显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像章加上去以后,装置和仪器当然比原来沉了很多。可验收时你还不敢说,你说怎么超了半公斤?他振振有辞: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多出来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

但你加半公斤,他加半公斤……加在一块儿,火箭就打不动了。

此外,有些仪器必须具备散热条件,加上像章以后,等于加厚了仪器外壳,里面的热量就散不出来……孙家栋若验收了这些落满像章的仪器,它们可能有朝一日被烧坏;若拒绝了,当场或着某一天,什么帽子都可能给他扣上。

大家都是吃科技这碗饭的,决不仅是孙家栋一个人明白,可谁都照做如仪,心照不宣。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临去的头一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这事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

一见面,总理拉着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其实,这年他已届不惑之年了。但总理这句话让原本精神双份紧张的孙家栋心情松弛下来。钱学森先汇报,没有提这事。完了,钱学森叫他补充。他想了想,心一横,把这事情汇报了:

同志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任务完成后,纷纷在自己研制的仪器、装置上镶上毛主席像章,这一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上讲,卫星上天后,这么做,恐怕会对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没说几句话,周恩来马上清楚了。他当即说: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要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总理似乎没一个字说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却让孙家栋心里的一块压了多少日子的石头,终于砰然落地。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苏联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最轻,只有8.22公斤,法国第一颗卫星重38公斤,日本第一颗卫星重9.4公斤。中国的“东方红一号”不但超出了原设计的100公斤体重,而且,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壮志,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着。

25日的《人民日报》上,整版刊登了卫星经过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

当天晚上8时30分—,卫星经过北京上空。长安大街华灯怒放,人群潮水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边敲锣打鼓,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口号,一边几乎个个引颈仰望苍穹,在满天繁星里搜寻那颗移动着、闪烁着的小星星。

没有谁会想到,作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此时,却没有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负责指挥,而是也埋身于天安门广场的嚣嚣人海中。在满天星斗里,用肉眼找还是难找的。可他一抬头,不到半分钟,就发现有一颗小星星,从西边往东南方向走,他断定这就是在自己心里和手里摩挲了千百遍的卫星!

他的心情却不仅是欣慰,恐怕更多的是酸楚。

他倾其一生所学效力于国家,他小心翼翼服务于政治,但变幻莫测的政治,还是让孙家栋陷于悲愤莫名的境地,他不仅没能出现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且,在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出以钱学森为首的十七位功臣组成观礼团,在天安门观礼台与毛主席、周总理共度“五一”良宵。这十七个人里也不见他的身影……

继“两弹”之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一次为中国博得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豪与尊严。

仅仅在大半年前,随美国“阿波罗计划”的逐一实施,冯·布劳恩是快乐的,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是快乐的,将自己女儿名字的英文缩写留在了月壤上的塞尔南是快乐的。“阿波罗15号”的两位宇航员竟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出发前偷偷将398枚未经政府授权的登月首日封带上宇宙飞船,期待登月归来后,将这些因为登月而变得意义非凡的首日封换成一叠叠厚厚的钞票……

然而,中国早期的航天人心里快乐吗?

为着某些说不清楚、却肯定是莫须有或大荒诞的原因,功臣榜上抹去了孙家栋的名字;

甚至,为第一颗人造卫星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姚桐斌两位先生,早在卫星上天的一年半以前,他们已经含冤去世:

钱骥等不少前期参加了卫星工程的科学家,则是在“牛棚”里听到“东方红”音乐的……

后来的航天人,却永远铭记着祖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研究我国航天史的专家们看来,迄今为止,中国的航天历程已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这是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

第二阶段,卫星从试验向应用过渡。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中,张爱萍将军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远程火箭飞向太平洋;水下发射火箭;航天技术开始深入应用领域:“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风云气象卫星,还有以测绘为目的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均发射成功。

第四阶段,贯穿八十年代的后期和九十年代,业务卫星发展很快,航天技术真正应用于专业领域,1992年载人航天技术提上日程,1999年1月无人驾驶的“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成功,绕地球飞行14圈。

第五阶段,即新世纪的前十年,有人驾驶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飞船顺利升空,2007年将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这将是我国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这意味着,没有弥漫浓烈的政治色彩、深藏“文革”创痛的第一颗地球卫星,就不会有今日飘逸人文气息、舒张烂漫情怀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龙应台先生的一句话:人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