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而进行的三道柳沟、梨园口等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秘书李开芬，以及营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全部被敌人俘虏。陈映民被俘后，被敌人押解到青海省城西宁，分配到马步芳开办被服厂劳动，日夜不停地做苦工，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时头部负伤被俘的，当时伤口还没有痊愈。她曾这样回忆：“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陈映民在敌军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从马家军的魔窟里逃了出来，几经颠沛流离，最后返回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了原籍。
回到延安之后
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找到了她的“禹子哥”（陈绍禹），她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这时，陈绍禹已改名王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11月，王明由莫斯科经新疆回到延安，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在又坐镇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武汉，董必武让她协作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她以“文化程度不高”为由，未同意，而要求到延安学习。1938年4月，陈映民来到延安。
这时，恰是张国焘逃到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延安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批张中，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紧紧捆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处于尴尬的境地，陈映民也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线，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她又改名王营，被分配到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部组织委员，后又到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是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王营，自然又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做保管财务工作，曾担任西北总公司出纳股长。1949年秋随大军南下，来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委员。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因改名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于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因为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她被打成了“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文革”结束后，她和谢扶今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安排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西征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也在河南被找到了，母子终于团圆。回首往事，她更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由于原作篇幅过长，编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削。作者卢振国，兰州军区政治部正师级创作员。第1章 生前为烈士守墓，死后与战友相伴
生前为烈士守墓，死后与战友相伴
——记西路军老战士符泽攀的革命情怀
于宗明杨万禧
1986年1月18日，当甘肃电视台《血染的道路》摄制组踏着当年红军西路军的足迹，来到高台烈士陵园寻觅那位一直与先烈相伴的守墓人符泽攀时，看到的却是肃穆的灵堂、排列的花圈和低垂的挽幛。他们来晚了一步，老人已在日前与世长辞！摄制组的同志只好怀着悲痛而崇敬的心情，把镜头对准了这位红军老战士的灵堂、遗像。
参加红军
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在反动政府的统治压榨下，天府之民却穷困交迫，苦不堪言：一是苛捐杂税繁重，田颂尧统治下的川北，仅田赋税一项，就已加收至30年以后；二是种鸦片，形成“三人行必有瘾君子”；三是五个军阀“一田一猴三头牛”
“一田一猴三头牛”：指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刘湘、刘文辉、刘存厚。连年混战，争权夺利，兵如土匪，抽粮派款，抓丁拉夫，敲诈勒索；四是各地土匪，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富饶的四川变成了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早在1924年，四川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28年，王维舟、李家俊领导川东农民起义，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此后，蓬溪兵变、阆中起义、南江暴动、巴中抗暴等农民革命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特别是川东北地区，农民革命斗争更是势如烈火。
符泽攀，1908年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黄石乡符家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拾柴放牛，勤劳朴实。1932年8月，25岁的符泽攀，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农民赤卫军。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青年，跑交通，送密信，运粮款，传情报，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革命斗争中。1933年12月，川东游击队和梁达地区赤卫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他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不久，入军政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毕业，先后参加了宣达战役、反“六路围攻”等重大作战行动。宣汉县解放后，符泽攀被任命为该县第六区宣传科长，参加了组建政权，禁毒禁烟，打击土匪等工作。1935年3月随部队强渡嘉陵江，参加长征。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和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符泽攀被任命为该军第四十五团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率部继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浴血奋战。
西征河西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会宁会师后，按照中央《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他随红五军先在华家岭、会宁以南之大墩梁一带阻击敌军，待红三十军强渡黄河成功后，又奉命进军靖远，随之渡过黄河。11月11日，中央明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行西征，11月21日攻占山丹县城。
随后，符泽攀在山丹与马敌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在一次激战中，他不幸中弹负伤，被转送随军医院治疗，后转总部医院。在医院治伤期间，他听到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的消息，悲痛至极，坚决要求出院参战，但在临泽城的总医院也被敌人包围。1937年元月下旬，部队突围，结果途中遭敌攻击，人员被打散。符泽攀突围出来，隐蔽在高台北山煤矿，在挖煤工人掩护下，一面挖煤，一面疗伤，从此与党组织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此后，他用挖煤挣下的一点钱作资本，买了一些日用杂货，在黑泉等地走乡串户当了货郎，1940年在羊达子成家落了户。
日也盼，夜也盼，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49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进驻县城，高台解放了！
10月的一天，符泽攀和流落高台的17名红军老战士，被七师首长请到高台县城，参加座谈会。符泽攀见到了原在红五军一同工作过的七师师长张开基，激动得热泪盈眶，喜不自禁，他倾诉了西路军失败后的艰辛，提出重新参加革命的要求。七师党委对这批幸存的革命同志视如珍宝，立即作出决定，举办短期培训班，将他们中的部分同志分配到区、乡政府工作，符泽攀被分配到第四区公所任公安助理员。1950年春，他被送到酒泉地委干校学习了三个月，先后担任了第三区民兵自卫队区队长、定平乡乡长、区公安特派员。1957年，符泽攀年近半百，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相伴战友
为了纪念在高台浴血奋战而牺牲的红军先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1957年在高台县城东郊修建了烈士陵园，把在高台血战中牺牲的红五军烈士的遗骨，迁葬于陵园。1965年，符泽攀受县政府组织委派，和两名工人来到烈士陵园工作。他们在荒滩上开垦土地，平整道路，修建住房，种植树木，扎扎实实地开展了陵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他还把自己一直珍藏的红军时期的一把海螺号、一条毛毯、一件羊皮夹袄献给烈士陵园。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烈士陵园，我也算真正归了队，我要与牺牲的战友长期相伴，做他们的守墓人。”在陵园工作的二十多年间，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悼念革命先烈的各级领导、各界群众、学校师生和部队战士，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和革命先烈们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鼓舞广大人民。他为革命战友整修陵墓，和烈士忠魂相伴了七千多个日日夜夜。
1986年1月12日上午11时，符泽攀走了！永远地走了！享年78岁。他终于回到了他的战友身旁，回到了他的队伍之中。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担任什么高级职务，但他却做到了一个红军战士所应该做的一切。
录自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站在英烈脚下沉思》一书。作者于宗明，原任高台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杨万禧系高台县经委干部，著有介绍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柄事迹的《祁连情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