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三部副部长胡正先访问记
冯亚光
他从鄂豫皖走来，跟随四方面军西行五千里徐向前元帅《历史的回顾》中说：红四方面军从“撤离鄂豫皖到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见该书第165页、第179页。，进入川陕；他跟随四方面军长征，三过草地，二爬雪山；他跟随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西征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先念到达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延安。他就是原总参三部副部长胡正先。2005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西山风光秀丽，笔者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在他的寓所访问了这位当年的小红军。如今，小红军已是87岁的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也要追上红军
胡正先，1918年农历八月初五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他的童年时期，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时期。1929年11月，六安的独山和霍山的西镇爆发农民起义，即六霍起义，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他的家乡是皖西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此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在鄂东北、豫东南创建起来的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三支红军也得以统一，最终发展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
胡老的家乡位于青山店、两河口之间，距苏家埠不远。他是苏家埠战役之前参加革命的，同年底参加了红军。苏家埠寨高壕深，是敌人的重要据点。苏家埠战役从1932年3月22日开始到5月8日止，红四方面军“围点打援”，全歼敌人援兵，并迫使困守苏家埠据点之敌全部投降，共歼敌3万余人。
胡老11岁经地下党员高成星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底，他的家乡成为苏区，建立苏维埃政府，他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不久，敌军大举进攻，苏维埃政府撤到大沙河以西坚持斗争，同独山县保卫局特务队同住一个庄。他看到特务队员人人有枪，特别威风，便对队长说：“让我参加你们特务队吧！”队长看他很机敏，一口答应，从此他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特务队经常化装到敌占区侦察，大人化装成“爸爸”，他年龄小个子小，就化装成“儿子”。特务队的积极出动，使红军能及时掌握反动民团和敌军的情况，使红军及时出动消灭敌人。这使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惶恐不安。他多次到敌占区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在真刀真枪的厮杀中，经受血与火的磨砺。但是，领导上还是担心他太小，怕出事，便把他送到独山保卫局工作，在看守连当了看守员，后又当通信员，学吹号。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跳到外线寻机歼敌。红军准备转移的那天晚上，政治部把司号连安排在山后。第二天大家起来一看，部队早已出发走了。主力红军不带他们，他又不愿回家，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拼命追部队，追上部队后，便跟在后面走。部队走他们走，部队休息他们也休息，部队吃饭他们就过去要点饭吃。
一天夜晚，他和小伙伴罗惠春还有一位带彩的排长，坐在路边休息，很快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部队又不见了。他和罗惠春拔腿就追，一口气追到魏家店小镇上，见到了部队，才放下心来。他俩喘息未定，就听“嘟、嘟、嘟，啪、啪、啪……”一阵枪声，敌人追来了。他俩赶快向对面山上跑，子弹“嗖嗖”的在脚下飞，打在地上直冒尘烟。“嗖”的一声，一粒子弹打穿了他背在身后的斗笠。后卫部队第七十三师迅速奔来，将敌击退。
枣阳新集战斗和土桥铺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转移外线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追击，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未能改变被动局面，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战后为加强主力，少共国际团的人员被分散补充到各师，跟随队伍的小孩子被分到总医院当护理员。
秋已很深了，部队冒着寒霜，昼夜行进。每到宿营地，他就给病号换药，烧开水。部队被堵在鄂陕边界的漫川关之外，峡谷两侧耸立着一座座如刀削斧劈的高山。宿营时，他为伤病员烧开水，另一个护理员不小心，把水壶碰翻，把他的双脚烫伤，脚腕以下的皮全烫掉了，疼得钻心。医院想把他留在老乡家养伤，他坚决不同意。他对护士长说：“要丢下我，就把我打死，不要丢活的！”医院政委说：“把他带上走吧，他也是伤病员嘛！”他就忍着疼，跟着部队坚持行军。
寒风刺骨，雪花飞扬，红军在秦岭山脉中攀岩涉水，兼程急行。准备入汉中时，上级决定总医院解散，充实师、团医务所，把不能行动的伤病员寄养在老乡家中。黄昏时，一位戴眼镜的首长向伤病员交代：“前面要打大仗、恶仗了，不能带你们走了。给你们每人20块大洋，自己留10块，给老乡10块，由老乡养护你们，待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接你们。”
天黑以后，红十师特务队住到寄养他的老乡家。特务队队长原是独山县保卫局的，和他是熟人，告诉他说：十师是全军的后卫，负责收容。他听了后决心跟红十师特务队走，脚上裹了块布，手里拄了个棍子，一瘸一瘸地跟着部队走。山高、沟深、路远，部队走，他跟着走，部队跑，他也挣扎着跑，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决跟上部队，就是死也要死在追赶红军的路上！不久，他幸运地碰到了总医院，同志们看他回来，特别高兴，问寒问暖。因总医院正在解散中，就把他分到红九军医务所当护士。
他在老家没上过学，到部队后才学认字。那时各级首长提倡学文化，经常把字写在纸条上，让大家认。部队行军，每个人的背包上都贴几个纸条，上面写着字，叫大家一面行军，一面认字。几年下来，他认了300多个字。1934年春，总部从各部队挑年轻人学习无线电，九军政治部的团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认识多少字，他说：“我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团委书记拿出笔和纸让他写字，说：“认识多少就写多少。”他写了300多个字，团委书记说：“行，你去学无线电！”这样，他就被分配到通讯训练队学习报务工作了。
没有退路，不能犹豫，只有前进，只有突围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红军四方面军一部，就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西渡黄河。渡河部队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余人。11月8日，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这时，他刚满17岁。
西路军挺进河西，强敌环伺，战火连绵。部队在永昌呆得较久，仗打得没有停过；在倪家营子呆得更久，仗打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惨烈。炮声雷鸣，弹雨横飞，他们无线电训练队照常上课和训练。训练时要用干电池，干电池没电了，他就把电池壳子剥了，扎上孔，用盐水泡，仍然可用。训练队没有配发枪，干电池就是他的枪、他的武器。他用两节竹筒子装上电池，两头用绳子拴上，行军时挂在脖子上。他们通讯训练队和电台的人员虽不直接和敌人拼杀，但天天在敌人的枪眼里转。白天行军难，就晚上行军，白天进土围子对付敌人，休息也是和衣而睡。
胡老记得，有一次他们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住在同一个围子里，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突围。徐、陈首长突出围子不远，就碰上了敌人，他俩带警卫人员冲了出去，其他的一些人却被堵了回来。天黑看不清，人和牲口乱跑，不少人和牲口掉进深沟里，他也跟着掉下去，脖子上挂的干电池摔了出去。后勤驮辎重的几匹骡子也摔了下去，驮的箱子摔坏了，只听有人叫“装金条的箱子摔碎了”。他想着自己的干电池不能丢！就赶快摸，摸着了电池，他悬着的心算是落了地。他装上干电池，爬出深沟拼命地向前跑，跑出没有多远，又碰上了敌人的埋伏，把大家冲散了。没有退路，不能犹豫，只有前进，只有突围，才有出路。他在黑夜的掩护下，带着干电池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天快亮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围子，就叫开门钻了进去。围子里有好几个单位的人，长短枪加起来只有十多支，又缺子弹，难以抵抗敌人。大家用土坯把门堵死，敌人骑兵来了，叫门，砸门，他们都不理睬，他们不生火，也不叫老百姓生火，就像围子里没有人一样。天黑了，他们抖掉身上的尘土，冲出围子，追赶部队。
在临泽县倪家营子的大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天天减员，各级机关人员不断充实到连队，通讯训练队的同志也被充实到连队去了，他被分配到电台做公务员。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裹伤浴血，以死相拼，坚守阵地，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被迫撤出，边战边退。无论是前锋、后卫、随行，白刃搏杀，奋勇冲击，一道道的火线，一阵阵的弹雨，一摊摊的血迹……西路军最终兵败祁连山。
在祁连山里，一直跟着李先念政委
石窝会议决定，徐、陈首长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西征战况，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祁连山中展开游击活动。三十军余部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军长率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左支队行动。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等首长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胡正先他们的电台，跟着工作委员会，跟着李先念政委。
为了摆脱敌人，部队将伤员、病号就地疏散，将妇女、小孩组织起来分散游击。部队分定后，左支队在岔路口派人把哨，队伍经过，一看是小孩就拉出来，不让跟左支队走。他因年龄小，个子也矮，就被拉了出来。电台台长王子纲说：“这是我们的报务员，你拉下他，我们怎么工作？”电台的人又把他拉了回来。西路军原有八部电台，现在只剩下一部和中央保持联系。有两个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他刚从训练队毕业，也用不上，就跟着电台做公务员的工作，有时帮个忙，打个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