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回远扬的思绪，冷静地面对眼前的现实。继续往前找主力是不可能的了，他决定跟他们一起东返，找援西军去。他跟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依星辰判定方位，连夜朝东走。他在这些人中职位最高，一种当然的责任感促使他按照红军的传统向大家做个简单的动员：“同志们，我们都是老同志，大多是指挥员，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要接受党的检验，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我们要生死在一起，想法冲出困境，去找党组织，去找援西军，再带部队杀回来，为西路军报仇。”
他作动员的事，他早已忘得精光。还是前几年河北省军区一位当年在场的老同志，忆起往事提醒了他。可是带着部队杀回来复仇的誓言，他是兑现了的，他是有幸能兑现此种誓言的少数几位将军中的一位。1949年6月，他所在的十九兵团在徐向前指挥下解放太原后，奉命和十八兵团一起，冒着酷暑，西渡黄河，在彭德怀指挥下，执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郑维山时任第六十三军军长，西进途中，当年同马家军血战河西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际。“血债要用血来还，报仇的日子到了！”他毫不隐讳强烈的复仇心理。他率领部队攻进兰州城，仅他的一个军，就击毙俘敌万余人，黄河里飘浮的敌尸漂流了两天，痛痛快快地报了12年前的宿仇。
当“八一”军旗在兰州城头迎风招展的时候，当马家军盘踞多年的河西走廊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郑维山无限感慨地站在红旗下翘首西望，那些长眠在祁连山和戈壁沙漠的西路军战友们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禁不住热泪盈眶，默祷不已。生者酬壮志，死者获慰藉，黄河流淌着正义的历史和不灭的真理。
（三）
可是，当年，他们却很狼狈。一行20多人犹如惊弓之鸟，连夜向东走去，到天亮时不敢再走了，躲进一座山上的森林里休息。日上中午时分，敌人搜山部队闯进森林，把他们冲散了。他们各自奔逃，郑维山和熊德臣跑出来，钻进了一口废煤井，藏了一天，才躲过敌人的搜捕。
天黑后，他俩从煤井里钻出来，沿山脚朝东走，走了两天进入民乐县境。离开了战区的中心，敌人搜索的不那么紧了，他们壮着胆子敲开山脚下一户独院人家的门。这一家有兄弟三人，当家的老三是木匠，老大、老二是种地的农民。郑维山看他们兄弟都是善良穷苦的百姓，便把自己的红军身份和遭遇如实告诉了他们。兄弟仨收留了他俩，白天把他俩藏进一个菜窖里，晚上接回家，同老大睡在一个炕上。兄弟仨怕马家军来搜索，藏红军在家里不安全，又把他俩送进山边的树林里，找了一个山洞供他俩藏身。不几天，老大送来一口铁锅给他们，送些粮食由他们自己做着吃。郑维山身无分文，熊德臣身上有点钱，给老大一点作酬谢。他还花钱向兄弟仨买了几件旧棉袄，一人一件，用来抵御祁连山刺骨的寒风。
政委和副师长藏匿山岭，过起了野人般的穴居生活。山洞潮湿得无法居住，他俩便用老大送来的一柄斧头，砍些树枝，利用岩石搭了个棚子，白天躲进洞里，夜晚露宿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他们为了不让马家军白天看到烟火，天不亮就起来升火做早饭，天黑尽后再回来做晚饭。兄弟仨送了一点盐，郑维山便用盐水洗伤口。落难时的生命力格外强，他头部的伤居然一天天好起来。
作为两个师级指挥员，经历了这样揪心的动荡和噩梦一般的惨败，他们的心境很不平静。他们率领的这支历经百战的部队，竟然溃败于河西和祁连山中，数千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溃散的溃散，他俩的内心愧疚得滴血。可是，责任在谁呢？常胜之军为什么会骤然失败呢？他俩一起苦苦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失败得太冤枉，无数战友牺牲得太可惜。他俩躺在草丛里唉声叹气，苦熬时日。祁连山的寒风呜咽着，与他俩心底的呜咽共鸣；祁连山的野草战栗着，与他俩内心的颤战和弦。
在山林里蛰伏了20天，郑维山的伤口基本痊愈。他俩谢别了好心的兄弟仨，朝永昌方向走去。黑夜，他俩走进了一片沙漠，绵软的沙粒陷着他俩的双脚，耗散着他俩体内的水分。最难熬是的干渴，体内的水分都化作汗水挥发了，喉咙干得冒烟。他俩掏个沙坑，幻想掏出一滴水来，哪怕能掏出一捧湿沙贴在喉咙上润润皮肤也好。可是手指抠出了血，也不见有湿痕。他俩想喝尿，解开裤子，窝着手掌接了半天，也没有一滴尿下来。他俩只好躺在沙堆上，借着深夜的凉风缓解燃烧的躯体。缓过劲之后，又爬起来走，拂晓前终于走到了沙漠边缘。
这时，一座蒙古包出现在他俩眼前。这座蒙古包，像绿洲，像救星，他俩饥渴难耐，走进蒙古包去讨水喝。可蒙古包不是绿洲，而是陷阱，蒙古包的主人好凶恶，不但不给水喝，还拿起棍子追打他们，口里骂着“土匪”。他俩拼命地跑，拿棍子的人紧紧地追，追出好远才停步。他俩躺在干涸的河沟里喘息，待惊惧的心平静下来。干渴的身体经过清晨荫凉的抚摸，也缓解了，他们又继续穿越沙漠东行。走了几十里，体力不能支持了，他俩只好终止徒劳的冒险，掉头西返，被兄弟仨的善良和友情吸引着，又返回到三兄弟家里了，受了刺激的心灵立刻得到慰藉。
他俩又在兄弟仨家里休息了几天，已到4月上旬，山脚下冰化雪消，天气稍暖。郑维山归心似箭，再也藏不下去了。“老熊，我们走吧？”郑维山征询熊德臣的意见。“不行，外面的情况还很紧张，蒙古包里的遭遇就是证明，再呆一段吧！”熊德臣受“蒙古包”的惊吓，还没有缓过劲来，想躲躲风头再说。“那好，我先走！”失败之后，组织和上下级的关系都不那么紧密了，政委不能对副师长下命令，只能听其自然。囊里羞涩，他嗫嚅道：“我身上一个子也没有……”“好说，好说。”熊德臣倒也讲阶级友爱，给了郑维山八块法币。
他俩互道过珍重，郑维山又拜辞了那家好心肠的乡亲，在一个墨黑的夜晚，孤身只影，沿着祁连山北麓向东走去。一路上，他念念不忘的是兄弟仨的无私援救，心里立下誓言，有朝一日重返河西走廊，一定要去寻访重谢兄弟仨。1983年他奉命到兰州军区当司令员，曾几次去民乐查访，可事隔半个世纪，又忘了他们的姓名，没有找到线索。他对此非常遗憾，只得将兄弟仨的恩情在心底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四）
郑维山孤身一人在戈壁滩上踯躅，路途坑洼不平。白天容易碰到凶恶如狼的马家军，他只得夜行晓宿，把生物钟倒拨过来。白天找个干水沟或树林子躺下躲避，黄昏时分出来，叩开独户人家的门讨点吃的，再赶夜路。路径不熟，又不敢打听，行走速度很慢，还常常迷失方向，走冤枉路。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好在22岁的年轻生命经得起摔打。但是想起西路军的惨败，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怎么也忍不住悲痛，常常是泪眼模糊地边哭边走。
4月的河西走廊，河水解冻，树枝开始抽芽，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心急如火的郑维山，穿着空心棉袄，时常汗流不止，烂棉袄不知被汗水浸透了多少次。每当汗水落过时，虱子发了疯似的又叮又咬，肆意地欺负着这个落难人。棉衣里层贴在身上又粘又痒，难受得要命。棉衣里虱子多得扎了堆，根本抓不过来，他是用手胡捋，看着蠢蠢乱动的虱子，痒森森地挠心。
他当了20多天的乞丐，讨的东西虽然数量少，却没有花一分钱，八块法币还结结实实地揣在兜里，以防不时之需。5月上旬的一天，拂晓前他敲开了靖远县的一个独户人家的门，受到欢迎。这家四口人，老人50多岁，儿子和儿媳30岁左右，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这是他路上遇到的又一户好人家。西路军西进时曾从这里经过，他们了解红军，同情流散红军。他们听郑维山是南方口音，料定他是流散红军，待他格外热情，留在家中吃饭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