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寒风呼啸。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怀着万分沉痛、依依惜别的心情，送别徐向前、陈昌浩后，立即集合部队开始转移。行前，李先念亲自对左、右两个支队的干部动员说：“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处境，确实是异常艰难的，但绝不是无路可走了，路就在我们脚下，只要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追击，就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如果万一我们冲不出去，就要和敌人拼到底，就是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力强些的要帮助体力弱些的。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保存一份火种，将来定能燃成一片红啊！”“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继续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革命并没有失败。暂时的失利吓不倒我们，天大的困难压不倒我们，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红军！”
字字血，滴滴泪，这些铿锵有力、震撼山谷的话语，鼓舞着西路军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信心，团结友爱，踏上了40多个日日夜夜的险恶征程……
西越祁连山如何摆脱追敌，怎样保存兵力？这是石窝会议决定分兵游击后，李先念遇到的首要难题。危急关头要冷静，复杂局面细思量，李先念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向东、向北，地阔粮丰，便于部队展开，但那里是马家军重兵设防、集结兵力“搜剿”的地区，没有生存、回旋的余地；向南，是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是马家军首领马步芳统治的势力范围，亦不具备红军生存、发展的条件；向西，虽然人烟稀少、气候异常、高山峡谷、冰峰雪岭，但易于摆脱敌骑兵的追剿，是唯一的希望之路。红军经过长征，已具有翻越多座雪山、三过草地的经验。与此同时，李先念还认真听取了西路军工委会其他委员的意见，访问了当地藏族牧民。最后下定决心，率领西路军左支队踏上了西越祁连山之路。
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三天的急行军，于3月17日到达祁连山东麓的柴达坂。为翻越祁连山，部队进行了整编，分为一、二两个支队。这时，在三道柳沟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伤口严重化脓，高烧不退，恳请领导把他留下来，免得拖累大家。听到这话，围在他身边的李先念和程世才、李天焕都热泪盈眶。对于这位从大别山起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为红三十军屡立战功的虎将，领导怎么舍得留下他！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把他带走。李先念的心情既沉重，又矛盾。他叫警卫员找来卫生部长苏井观，悄声询问后，回到熊厚发身旁，眼含热泪，点头示意，十分无奈地同意了熊厚发单独留下来的请求，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熊厚发刚强坚定地说：“请首长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共产党员，我要继续为党工作……请党和同志们放心吧，就是我死了，也是为了革命，毫无惋惜！”李先念忍痛给熊厚发写了党员证明信，派人把他扶到山崖下隐蔽藏身，留下一名干部和一个班负责照应和掩护他。部队走后，马家军搜山，熊厚发在昏迷中被俘，其随员全部壮烈牺牲。熊厚发被押解到青海西宁，面队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他铁骨铮铮，忠贞不屈。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他就义时，年仅24岁。此段记述与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及张掖市委党史委的调查不一致。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的《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6页记载，熊厚发是在祁连山中时，被搜山的敌马忠义骑兵团发现，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张掖市委党史委的《红西路军西征史》第29页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四方面军人物志》“熊厚发”条，也有这样的记述。
西进途中，军政治部的小秘书陈熙，饿得实在坚持不住了，他找到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明喜要干粮，张明喜说这是分给首长的一小袋炒面，只有责任保管，无权私自处理。这件事被李先念知道后，当即交代张明喜：“快拿点炒面给陈熙，我们不能看着他挨饿嘛！”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红军战友，要讲阶级友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我还能熬得住，分一点给挨饿的同志吃是应该的，咱们多带走一位同志，就是为革命积蓄一份力量。”
李先念等率领西路军左支队，艰难地攀行在祁连山雪岭冰谷之中。祁连山位于甘肃、青海两省的边境地区，海拔5547米，终年积雪，多现代冰川。时已阳春三月，仍是冰冻雪封，一片银白世界。指战员们有的披着毛毯、羊皮；有的仅着单衣、夹衣，有的打着赤脚……忍饥受冻，你拉着我，我推着你，互相搀扶着、鼓励着，向前移动着脚步。几乎每个人都已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腿上，手脚上，裂出一道道口子，饥肠辘辘，饿得两腿打战。走着，走着，有的人跌倒在地，被饥寒、劳苦、高山缺氧夺去宝贵的生命。
翻过一座山，又过一道梁。李先念依靠指北针，判定着向西北进军的方向。渴了，喝点雪水；饿了，猎获野羊、野牛烤着吃；困了，几个人挤在一起，避风取暖打个盹。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千难万难也要走出祁连山！
心向延安
李先念日夜思念着延安，思念着党中央。但左支队进入祁连山不久，仅存的一部电台，因没有汽油不能发电而无法与中央联系。李先念心急如焚，找来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商量，要他们想方设法，恢复电台通讯，尽快与延安党中央、中央军委取得联系。
经过电台工作人员的努力，将汽油发动机改装手摇发动机成功了。祁连山的电波，越过高山，越过黄河，飞向延安。李先念欣喜若狂，把大腿一拍，激动地说：“这回西路军有救了！”李先念亲自起草电文，于3月2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西路军三路游击的情况，并请示行动方针：“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因为沿途少数番人先跑，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
西进途中，李先念接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党中央的指示，像戈壁滩茫茫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游击支队前进的方向。李先念代表西路军工委会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西前进！并建议抵达新疆后的西路军人员，去苏联学习，以培养大批干部。
4月16日，李先念率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当日17时，西路军工委会致电援西军转呈军委：“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我们全部只850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4月20日，毛泽东、朱德电示西路军工委：“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李先念等遵照党中央指示，率部走出祁连山，穿过茫茫戈壁，在安西、白墩子、红柳园子与敌骑激战后，于5月1日到达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热烈迎接。5月4日，陈云率领左支队420人，乘汽车从星星峡出发，途经苦水、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大阪城等地，于5月7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在中央新疆党代表领导之下，取消西路军左支队番号，组成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下辖四个大队，开始了正规学习生活。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李先念、李卓然等军、师级领导干部，没有分配职务，暂在总支队学习政治理论和休息，听候党中央安排。
12月中旬，李先念奉党中央的指示回延安。与他同行的有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李先念告别战友，告别“新兵营”的学习生活，乘坐一架银灰色飞机，飞向蓝天，飞向延安，飞向党的怀抱！
斗转星移，63年过去了。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斗争。李先念率领的400多干部，在新疆西路军总支队学航空、学炮兵，学装甲兵、学无线电，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解放军报》1999年6月23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