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的陈昌浩
何立波
兵败河西走廊，无疑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陈昌浩的后半生主要在中央编译局，致力于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作为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与自己曾经支持过的王明相比，陈昌浩没有像王明那样，在苏联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与自己的老上级张国焘相比，陈昌浩是忠于党的，没有像张国焘那样叛党，投入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徐向前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评价陈昌浩时说：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经张国焘提名，党中央决定陈昌浩与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位高级干部周纯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1937年3月14日，在石窝会议上，陈昌浩提出他和徐向前离开西路军，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其余的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并寻机向新疆突围。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也是两人在大马营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到武汉不几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办了一桌酒席，邀请亲友一聚。陈昌浩的母亲吴氏见到分别已久的儿子，不禁悲喜交加。陈昌浩的结发妻子刘秀珍则是泪流满面，一时间默默无语。
见过亲人，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8月的一天，在路过延安以南的洛川时，陈昌浩见到了在此参加洛川会议的老战友徐向前。能在这里邂逅相遇，陈昌浩激动不已。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描述这次相遇：
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治病。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信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460页。
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与马列学院的教员。从1937年春开始，党内、军内发起批判张国焘的运动，陈昌浩也参加了对张国焘的批判。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使陈昌浩深为震惊。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老上级，竟会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可耻的叛徒。
但此时更困扰陈昌浩的，是自己日益严重的胃溃疡。这是在长征途中染上的病，每次发作起来都很凶。不久，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疗伤。正巧，飞机上还有一些空座位，陈昌浩便向中央请示，请求批准自己到苏联去治病。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陈昌浩离开延安时，还带走了自己的小儿子陈洋生，让他在苏联学习。
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随周恩来等人飞抵兰州，然后抵达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稍事逗留之后，他们转乘苏联飞机直达莫斯科。从此，陈昌浩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他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后住进共产国际的疗养院治疗。12岁的陈洋生先在莫斯科近郊的第三国际儿童院，不久转到第一国际儿童院，与300多位中共高级干部及烈士的子女在一起学习生活。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苏联转入了卫国战争。共产国际疗养院被紧急解散，陈昌浩被作为外国侨民向东方疏散。最后，陈昌浩流落在中亚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厂去做苦力。由于战时粮食紧张，每天只有几片黑面包和一丁点胡萝卜、土豆汤。没有医生和药物，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在采石场劳动期间，鉴于祖国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陈昌浩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陈昌浩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写了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信都没有回音。陈昌浩为此非常苦闷。1942年冬天的一天，突然从莫斯科传来了征调令。这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公函，聘用陈昌浩为翻译，并要求他立即上任。陈昌浩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此时还关心着在苏联的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中共党员的状况。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离开了动荡不安的战争生活，从此开始翻译工作。
在这段日子里，陈昌浩除了参加出版社内的中共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很少和中国人接触，专心从事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先后在苏联出版，还在中国国内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这些译著有《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等。他翻译的《列宁文集》（两卷集），作为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必读本也发行到中国。他翻译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在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均多次发行。除了翻译马列著作，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了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该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此，陈昌浩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
面对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陈昌浩泪流满面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信。直到张琴秋来到莫斯科参加国际活动，陈昌浩才详细地了解到国内的情况。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去看望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陈洋生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北京车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的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张琴秋、苏井观在内，在徐向前的寓所相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荡漾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昔日在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时，陈昌浩是张国焘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叱咤风云。但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昔日丢在祁连山里的前妻、现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