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追踪
刘士洪
1998年8月31日，安徽省霍邱县民政局收到由省民政厅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通知书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至此，沉冤六十载的李特被错杀案，有了圆满而公正的结论，任何诬陷李特的不实之词，都将付诸东流。
李特的家世和学历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冯井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随柏文蔚讨袁。李特有未婚妻名杨子英，寿县人。杨父与徐浴亭同在湖南为官，两家相处很好而定亲。后来李特外出求学，曾多次写信回来，让杨子英莫再等他，以免误其终身。1930年李特由苏联回到上海，曾向家中写信，说他已与两江总督罗松亭之女结婚，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经笔者调查，罗松亭实有其人，但不是两江总督；此外，经走访与李特在苏联留学的师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长征时期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他未曾结婚。因此，李特婚否、有无子女，至今仍是个谜。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该校是著名学府，有英、美两国的教授，他们讲课都用英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唐山路矿大罢工运动波及各界，交大师生采取罢教、罢课、组织募捐等形式，声援工人。北洋军阀首领吴佩孚十分恐慌，派一个旅前往镇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并选派代表集体赴北京请愿，致使军阀内阁倒台。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李特、曾涌泉、伍怀让、刘继曾、李桂林去苏联学习，他乔装改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了新的征程。
李特个头不高，胖脸。到苏联以后，人们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以英语戏称“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为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在学校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被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为了做好对这些学生的统战工作，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翻译名义去做这些学兵的工作。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这所学校为中级军官学校，中国班有60多人，其中冯玉祥的学兵有30多人，其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做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有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苏兆征、瞿秋白等汇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发展了不少党员。师哲是1926年入党的，李特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干部的正规学校，苏联元帅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有中国学生十多人，除了李特，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萧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校度过了三个春秋，于1930年夏毕业。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是李立三，他为了实现其“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一个革命行动委员会，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于是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都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
周恩来派李特到鄂豫皖
李特回国后，周恩来同志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由于蒋介石发动第四次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于1933年初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后兼任参谋部作战训练科科长。1936年4月，李特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长征胜利结束。
兵败祁连赴新疆
在长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适当时机派遣一支红军部队进占新疆的意向。1935年6月16日，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签署的一份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1936年11月11日，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红四方面军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李特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兼参谋长。西路军下辖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连同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共21800余人。而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回族军阀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步芳第一○○师以及青海、甘肃两省的大批反动民团。这个地区气候寒冷、荒凉，物资缺乏，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1936年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11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在此前后，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袭占古浪，攻克永昌，进占山丹，数次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激战。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地形不利等原因，虽歼敌8000余人，但自身也有很大伤亡，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仍竭力奋战。
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在给中央和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粮水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此后，剩下的西路军将士，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西行进，于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从1936年10月到翌年4月，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虽在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后惨遭失败，但在战略上却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路军包括李特在内的高级指挥员，始终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剩下的400多名将士带到新疆，后又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