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区（县）各级苏维埃政权创建经过及其活动
中共永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36年11月18日，红西路军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率领第八十九师二六七、二六九团和总部骑兵师，占领永昌县城。19日，除留二六七团一部留守永昌外，余均开往山丹。11月21日晨，西路军总部率领直属队进驻永昌县城，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南街的天主教堂。
红九军撤出古浪后，于11月23日汇合在永昌以东六坝、五坝一线休整，几天后西移二十里铺、十里铺至永昌县城一带，掩护总部。11月25日，红三十军主力撤出武威西四十里堡阵地，收缩到永昌境内的八坝、七坝一线村寨据守阻敌。至此，西路军配置于永昌至山丹一线的狭长地带。数日间，沿途村庄、县城内外的亭堂、寺庙、店铺、学校，以及市民的房舍院落里，都住上了红军。
西路军占领永昌后，各部队在城乡驻地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红军指战员深入到群众中访贫问苦，以多种形式向群众宣讲红军的性质、纪律、宗旨，宣传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宣传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西路军刚进至永昌、山丹一线，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便电示西路军，要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1月22日，军政委员会发布《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西路军政治部选派一批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进入城乡各地，配合驻地红军，宣传发动群众，筹建各级苏维埃政府及抗日群众组织。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召集永昌县城内外的百余名各界代表开会，座谈讨论建立苏维埃政府事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供给部长郑义斋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红军领导人提议建立永昌区苏维埃（县级）临时政府，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拥护。经民主协商，推举农民代表狄万川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负责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会后，总部指定军人工作部部长黄火青负责建政工作，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三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汪乃荣、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等一批指战员参加筹建工作。
经过七八天的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县城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及四乡的头坝堡、五坝、西十里铺、水磨关、梅家寺、赵定庄、通信堡、郭家南庄、水泉子等13个街、乡、村的苏维埃政府，分别选出领导成员，设立了办事机构。在县城和部分村寨组建了青年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有些地区还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并推选出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胸前佩戴着红色绸缎做成的“代表证”。大会分四个组酝酿讨论苏维埃政府候选人名单。之后，近千名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聚集在县政府大院的主席台前举行大会，由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领导同志主持会议，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候选人张仲科代表群众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和社会各界代表13人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委员会。木匠出身的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当选为副主席；当选为委员的有王思福，负责军事；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旧政府衙门内，大堂左侧的檐柱上挂有“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木牌。同时成立了抗日青年大队，王思福兼任大队长，赵玉天、宗政学、韩德录任副大队长。青年队以城区的200多名队员为基干，分编为四个中队；乡村的编为9个中队；共1000余人。大队部设于县城盐店巷。还成立了抗日妇女会、少年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不久，敌人集结重兵，包围了永昌县城，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不断发起进攻，西路军总部、苏维埃政府以及红军住地，连续遭敌军炮击和飞机轰炸，苏维埃政府的木牌被炸断。尽管如此，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及基层政权、群众团体仍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支援红军打击敌军。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和不断涌现出来的群众骨干，汇成一支支前的生力军，奔波于城乡，来往于军民之间，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抗击敌人。
（一）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
红西路军总部设在永昌县城后，成为敌特、奸细窥测的主要目标。在县城内的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经常带领政治可靠的人员值勤，协助红军担任警戒任务，盘查进出城门的人员，发放通行证件，杜绝敌特分子混入城内。对市民群众进行防空教育，敌机空袭时，组织群众疏散、转移、隐蔽。在夜间配合红军巡逻。在农村、城镇还配合红军维护分粮分物的秩序。如唐家坡的“德云协”、五坝的“元裕丰”、红山窑的“广泰西”等地主的粮仓、商行被打开后，青年队就协助红军站岗放哨，守护仓库，维持秩序，并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
（二）抑制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极少数不法分子隐蔽在群众中，发泄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不满，不时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进行分化离间活动。苏维埃政府和青年队协助红军采取果断措施，对近百名不法地主、豪绅和旧政府的公职人员集中管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让其反省悔过，然后视其态度，分别做出不同的处理：认识端正，态度好的，解除管训释放；对极少数平日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坏人，进行了制裁，如对抗拒红军的县城地痞许寿山，不交纳粮秣物资的六坝地主王开明，殴打红军并在面粉中掺沙土的南泉地痞屠五，分别处以死刑，从而对反动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对态度顽固的旧政府科长张天佑、李斋庭，警察局警佐王澍民，永安区区长杜富堂等，继续管训，红军撤离西进时，将他们处死。
（三）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搜集情报
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军的要求，选派一部分政治上可靠，行动敏捷，熟悉地形的青年队员和当地群众，深入到敌占区侦察敌军的调动、兵力配置和装备情况，为红军搜集了大量情报。如县城周围的青年队派出的队员以拾粪为掩护，潜入敌人占领的北武当山、校场山和敌军骑兵集中的二坝刘家墙湾、高新庄等处侦察，获取了敌炮兵、骑兵的情报；水磨关、新城子的不少青年队员，接受红军指派，到水泉子等地公路沿线，侦察到马家军骑兵夜间活动、驻守情况；八坝的青年队员为三十军“夜老虎”团当向导、扛云梯，数次夜袭敌军。青年队员的这些活动，为红军作战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四）积极为红军筹募给养
苏维埃政府协助红军供给部门，积极为红军筹募给养，主要做法是：
组织“筹募委员会”募捐物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响应军政委员会的号召，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筹募委员会”，动员社会各界向红军捐助粮秣、布匹、被服、皮毛以及钱币。经过动员，生产畜产品的水磨关、新城子、红山窑一带的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一批皮毛、烧煤、柴火；县城内的工商大户，向红军捐助了一批布匹、棉花、钱币、纸张。城乡群众还捐献了一大批铜铁和碾制火药的硫、硝、碳等材料，帮助红军制造弹药。当红军总部向各军发出扩大骑兵的命令后，各地群众还向红军捐送了一批马匹、鞍具。
协助红军“搞窖子”。红军筹资受到敌军限制，地方上的地主老财也把粮食财物埋藏起来，不肯供给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便发动群众，协助红军“搞窖子”，先后打开了张廷祯、王中文、田有珍、孙永福等五六十户大、中地主老财、工商大户埋藏钱物的仓库、夹屋、窖穴，搜出大批物资。仅南湾王中文一家，就搞出粮食两三千石之多。从挖地主老财的窖子中，红军还筹集到大批清油、布匹、被服、衣物、皮毛、毛毡、食盐以及黄金、白银、烟土、钱币等物，补充了红军的军需物资。
组织人力、畜力转运物资。红军征集到的粮食、皮毛等物资大多分散在较偏僻的乡村、山区，离县城或各部队驻地近则十多里，远则几十里。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组织了大批毛驴和畜力车辆，不畏敌军偷袭截击，把征集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城内和红军住地。区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刘万祥，还带领数百名群众组成的人力背运队和五六十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坚持为红军运粮，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水磨关、梅家寺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毛驴运输队到新城子、南泉、北泉等地驮运粮食，不仅保证了驻军的给养，还把一部分粮食物资运送到县城。县城东郊的群众，帮助红军把物资运送到八坝、东寨的作战部队。水磨关、梅家寺、新城子等地的苏维埃政府成员，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搜查地主恶霸富豪隐藏在祁连山中的牛羊，为红军筹集了大批食用牛羊和制作冬装的羊皮。
组织各行工匠为红军制作服装和武器。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军的困难和要求，动员、雇请数百名工匠，协助红军制作衣服、炸弹等物。木匠出身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熟悉地方情况的副主席狄万川和委员们四处奔走，动员了四五十名铁匠、木匠，配合红军兵工厂熔铁铸造手榴弹弹壳，锻打长矛、大刀和马掌，修理损坏的枪械，碾制火药，为守城部队制作武器。水磨关、赵定庄、南湾等地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了20多名铁匠，为红军打制长矛、大刀，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
时值隆冬严寒季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100多名皮匠、毡匠，利用筹集到的羊毛、羊皮，缝制了一批皮衣、皮背心、皮帽、手套、毡靴，毡帽等，分发给红军御寒。县城内八九家皮坊、毡坊的近60名工匠，夜以继日的为红军加工皮毛，泡熟皮张，铲出半成品2000余张，送交红军供给部被服厂加工皮衣。刘克庄毡匠王开德、王开仁兄弟等人，在20多天中为红军赶制毡靴600多双。县城商人王瑜的“复成功”商号，拿出所存羊毛，雇请工匠七八名，为红军赶制毡靴800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还组织新城子、柴家庄的十多名皮匠、毡匠，在南湾王家庄给红军做皮活、毛活20多天。唐家坡的20多名工匠及眷属，为红军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还有不少家庭参加缝制棉衣、鞋袜、棉帽、毡鞋等，送给红军御寒防冻。
根据调查、座谈和国民党永昌县政府资料记载，红军在永昌40多天，向各界购买、征集、募捐烧煤、柴火、饲草200多万斤，人畜所用粮食、饲料300多万斤，征集猪、牛、羊等六七千头只，提供肉食十多万斤，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五）协助红军救治伤病员
西路军在一条山、古浪和武威四十里堡诸战中，有大批指战员负伤，随部转移，沿途的青壮年群众受红军雇请，承担当向导、抬担架任务，转运伤员。红军在永昌鏖战中，也有一批指战员负伤。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特别是青年队员，组织担架救护队，协助部队卫生人员进行战场救护，抢救和转运伤员。到12月初，永昌战斗愈加紧张激烈，伤员猛增至2000余人，总部医院已无法容纳。当时天气严寒，伤员伤势急剧恶化，大部分伤员不得不安置到城内市民和农村群众家中养护。苏维埃政府积极配合红军，动员当地群众为伤员烧水做饭，熬汤煎药，擦洗伤口，包扎治疗。有些群众还把被褥送给伤员铺盖。在群众大力养护下，使一部分伤员得以康复，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特别是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一部分危重伤员被安置在群众家中继续养护。当地群众不怕敌人打骂、威胁，继续为红军伤员提供衣食住行，掩护营救，伤愈后又帮助他们东返，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
（六）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西路军进入永昌后，终日战火连绵，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经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还是有不少青年参加红军，有的经过短期训练，就投入战斗。据不完全统计，西路军西进时，有140余名新兵随军西进。尽管有不少人后来跑回家中，但还是有不少人随军西进，有些人还在临泽、高台和祁连山中作战时负重伤或牺牲。
12月27日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团“仍执行西进任务”的电示，率领部队突围出城，移至水磨关之南泉和新城堡一线。28日撤离永昌，向张掖以西进发。西路军西移后，永昌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即被敌军摧垮，政府工作人员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
录自《悲壮的征程》下册。朱新斌执笔。朱新斌曾任中共永昌县委、金昌市委党史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