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先生
郑仁泉全士英
1937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爱国志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来到国民党马步芳军队血腥统治的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在被俘红军地下党支部的配合下，采取各种方法，营救被俘和流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在200多名红军得救、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安全撤离后，他仍坚持在甘州，最后光荣牺牲，谱写了我党统战史上的一曲壮歌。他就是闻名陇原的高金城烈士。
（一）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省襄城县蓦岭乡人，1888年张掖“高金城纪念碑”上文载，高先生牺牲时年52岁。据此推算，他的出生年应为1886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忠厚侠义。少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的房间时，拾到一块金币，随即归还，受到赵的赏识，自此赵每日教他学英语。13岁时被赵带至县城基督教学堂学习，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五年后毕业，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又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勃德恩医院工作。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来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的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路经开封时，被当年他学习过的医院留下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与河南督军赵倜部作战，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与来医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便邀请他担任伤兵医院院长。战争结束后，高金城重返肃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与军阀狼狈为奸，驱兵镇压百姓，人民苦不堪言。高金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他们倒行逆施，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并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鱼肉百姓的种种劣迹。高的行为遭到权贵们嫉恨，遂将他逮捕，欲以死罪处之。后在福音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帮助下，得以脱逃。
1927年春，高金城被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任命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参加北伐，路经平凉，见到了高金城，要他随军东征，高欣然同意。到了河南，国民军在陕州成立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为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高仍任院长，收治伤兵。这期间，它结识了吉鸿昌、李德全、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人。他们的斗争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浦化人、余信清，他们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对高金城触动更深。他问浦化人：“我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请你告诉我，共产党如何救国？”浦化人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共产党救国的理论讲给他听，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迫出国考察，高金城也离开军队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2年他参加了协和医院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奔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战火纷飞的上海，高金城遇到基督教中国内地会英籍会长。该会长无理指责高金城：“你是以博爱为本的基督徒，怎么能参加中日战争！”这些话从一个教主口中说出，使高金城极为震撼。他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当即驳斥道：“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抗击侵略者？”从此，高金城认识到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上层人物，实际上是侵略者在中国的代言人。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国家的忧患和个人的不幸困扰着他，他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于是决心再远涉西北。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的子女寄养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毅然只身来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二）
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帮助下，高金城租赁齐鲁会馆，办起了福陇医院。他思想开放，医术精湛，为人慷慨大度，很快博得各界人士的赞誉。此时高金城对宗教已表示淡漠，提出中国的基督教要以自立为主，不应依赖外国人。他的这些言论，遭到了教内一些人的反对。1934年，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到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她在兰州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妻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这期间，中共甘宁青特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以朱绍良为省主席的右派，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白色恐怖笼罩着兰州。面对着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局面，高金城异常焦虑，常与友人抨击时弊，公开抒发政见，竟被当作“不稳定分子”，多次被反动军警抄家，福陇医院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10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和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或流落四方，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重要领导人也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开赴镇原准备接应，同时派出陈云、滕代远等到新疆接应。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中共人士南汉宸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也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这时，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到西安，同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因河西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一般人进去站不住脚，吴波便想到了高金城，就向张文彬作了推荐。不久，吴波也到兰州，当面向高金城提出去河西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的问题，高金城慨然允诺，并将医院的各种家具赠送给红军联络处作办公用。
8月1日晚上，从延安抵兰州仅三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偕同驻兰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会面，商讨去张掖营救西路军的事宜，议定由高重开福音堂医院作掩护，进行营救工作，并派红军团长蔡光波协助。谢老特别叮咛高金城要设法找到陈昌浩、张琴秋等领导同志。为了便于开展营救工作，经谢老提议，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办事处还为高金城准备了一笔活动经费。
8月8日，谢老和彭加伦电告党中央负责同志洛甫、毛泽东：已派高金城去河西收容流落红军。年已半百的高金城，像一名出征的战士，告别妻子、儿女，怀着一颗对正义事业坚如磐石、对共产党忠诚不渝的心，迎着艰难险阻，担负起这项光荣使命。
（三）
1937年8月上旬，高金城和蔡光波沿着祁连山麓西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张掖。驻在这里的马步芳军队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第一〇〇师师长韩起功不久前对西路军被俘人员进行疯狂屠杀，不久前在前东门外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人们心中蒙着一层恐怖的阴影。
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知，各界人士敬重他、信任他，真诚地欢迎他的到来。按照既定计划，他首先在上层人士中开展工作。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身份，广交各界朋友，宴请地方官员和绅士，其中就有韩起功和县长马鹤年。他在各种场合说明来意，动员各族各界积极参加抗日，声明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住院治疗。他利用一切机会大谈大敌当前、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提出被俘红军亦可开赴前线杀敌。他还毫无顾忌地以传教士名义，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
为了大造团结抗日的舆论，他建议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开会那天，张掖城内广场人山人海，马家军的一部分人也来参加，各方头面人物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高金城最后发言，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讲到西安事变，特别强调共产党顾全大局，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到大后方都在释放政治犯，甘州也不应例外。他的讲话使敌人十分狼狈，广大群众却心情振奋。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占据的福音堂。迫于形势，韩不得不把福音堂让出来。当年，高金城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卢合林、张秀玉、傅从俭等，都自动关闭了各自开办的诊所、药铺，回到福音堂医院。高金城把自己回甘州的任务告诉了他们，要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