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下旬，红西路军左支队从安西县王家屯庄突围后不久，环城乡中沟村的13岁小姑娘张淑珍路过小南沟时，突然发现茅柳墩子下有一个人在呻唤，便急忙跑回家对母亲说：“小南沟茅柳墩子下躺着一个人，呻吟的怪厉害，看样子是个红军。”她妈一听，赶紧用手堵住她的嘴说：“小声些，刚才我还看见几个马家队伍的人搜查红军呢，说不定还会来我们家搜查呢，让他们听见了，那还了得。”不一会儿，张大妈就对女儿说：“走，上地去，顺便去看看那个呻唤的人。”她们母女俩来到小南沟茅柳墩下一看，是一个十八九的小红军，脸色苍白，两眼禁闭，不时发出低微的呻吟。他的右腿打伤了，包着块破布，已被鲜血渗透。见此情景，张大妈连忙对女儿说：“你回家去，把我家的剪刀取来，再拿上一些干净的棉花，端上一碗盐水来，要快！”张淑珍把这些东西拿来后，张大妈让女儿站在沟顶放哨，她用剪刀将已被血水粘在一起的布剪开，用棉花蘸着盐水擦伤口。然后又从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块布，将小红军的伤腿包扎好。这位小红军挣扎着要坐起来，张大妈说：“孩子，快睡下，伤口刚包好，不要乱动。”她告诉这位红军战士，她家就住在附近，今早，马家队伍在这里搜捕红军，老伴和儿子都被抓上当夫去了，让他暂时在这沟里养伤，每天早晚由她的女儿来送饭。晚上，张大妈让女儿给这位小红军送来一张羊皮和一件破棉袄做铺盖，小红军就在这茅柳墩下过夜休息。
这位红军小战士由张淑珍母女早晚送饭看护，在野外隐蔽养伤十余天后，可以拄上木棍走路了。这时，马家队伍搜查流散红军的风声渐渐小了，张大妈就把这个小红军接到家中养息。一个月后，小红军的伤基本好了，就帮助张家干点零活。6月的一天，这位小红军提出要找部队去，临走时握着张大妈的手说：“我姓杜，是四川人，在王家屯庄打仗时受了伤，是你们全家救了我，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说完，就背着张大妈做的干粮，挥泪而别。
各界人民积极救援流散红军
金文周，四川阆中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五团医务所当了通讯员。在长征中曾三次过草地，后又西征河西走廊。1937年3月中旬在肃南康隆寺与马家队伍作战中负伤，藏在祁连山中的雪窝里，两天后被搜山的敌人逮捕。在押往酒泉的路上，走到高台盐池，他趁敌人不备，逃出了魔掌，便在酒泉县的屯升、清水、红山、金佛寺一带讨饭度日。1937年8月的一天，他在屯升九家窑乞食，被一位中医赵老先生收留，以师徒相称，为他背药箱，随自己在乡间行医。1938年元月，金文周跟赵老先生上酒泉城，不幸被马家军哨兵盘问，因他是四川口音，就被抓到城内的山西会馆拘禁起来。半夜里，他和另一个叫“保娃”的被俘红军战士越墙逃出，钻进街上卖馍的顾三槐、王玉珍家。顾氏夫妇心地善良，看见眼前两个红军娃儿由狼窝里逃出来，便连忙烧水做饭，叫这两个小红军吃。金文周二人吃饱后，顾氏夫妇又领他们到后院，藏到麦草垛里，掩护起来。第二天，顾氏夫妇给他们换了衣服，叮咛他们装作哑巴，分别送出了城。金文周逃出城后，又找到赵老先生，继续给他背药箱。后来，赵先生要回河南老家，又把金文周托付给同乡好友刘恒泰医生。刘先生也是四川人，老两口膝下无子，见金文周是同乡，人也机灵，慨然应允。不久收金文周为义子，改名为刘光成，落户酒泉，直到解放。
李大成是四川阿坝人，红五军军部医院的理发兵。1937年1月，高台失败后被俘，被敌军押送到酒泉城内东城巷李家店关押。店主李玉田看到被押的是个姓李的共产娃，怪可怜的，就用好酒好菜招待看押红军被俘人员的马家队伍营长寇干成，将李大成要出来给他当帮手，干零活。李玉田怕店里马家队伍时常出入，引起怀疑，又把李大成改名李金章送到自己的老家临水务农。后来，又帮他做起了小本生意。自此，李大成在李玉田的帮助下，挑起了货郎担，走乡串户卖零货。解放后，李金章迁居酒泉城中，继续从事理发职业。
张安泰是四川汉县人，15岁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司号员。1937年3月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被马家军从死人堆里抓获。幸亏被一个姓魏的汉族老兵把他悄悄藏到老乡家中，后又送到酒泉肃园街一个亲戚家里藏下治伤。伤养好后，又介绍给铁匠庞明俊当学徒。庞明俊是个基督教徒，原籍河北，膝下无子，靠打铁为生。他家先后共掩护过五个红军。张安泰到庞家后，为了便于隐藏，便改名庞福寿，假称是庞铁匠的侄儿。一个多月后，即1937年的6月，马家队伍突然全城戒严，挨门逐户的搜查红军，张安泰没来得及隐藏，又被马家军逮捕了。庞明俊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被押往青海。一天晚上，他和一批被俘的红军被押解到了民乐扁都口。这时，张安泰联络了几个难友，磨断绳索，潜出监所，分散逃跑，终于又逃出虎口。他昼伏夜行，一直奔回酒泉庞家。庞师傅怕他再度被马匪认出，就送他到银达乡蒲上沟朋友家中放羊。1940年8月，马步芳得知有几名红军藏在酒泉城里，便指令酒泉县政府盘查抓人。庞师傅闻讯后，把他们几个人送往兰州避难。1944年，马家队伍调离酒泉，张安泰又从兰州回到酒泉，和庞师傅一家团聚。解放后，张安泰参加了工作，先后在市机械厂、汽车队当车工，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海山是四川华阳县人，1933年他20岁时，就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八团当战士。1937年3月在临泽梨园口战斗中因病掉队。病稍愈，即沿祁连山向西追赶部队，不幸在高台红崖子被酒泉民团抓获。由于群众的求情，再加周海山当时年轻力壮，民团团长马世武就把他留下来，在家里当长工。后来，他被一个金矿主雇去淘金，掏了几年，积攒了一点钱，又挑起货郎担，在乡间干起了小本生意。于是便落户在那里，不久他在酒泉县的金佛寺乡娶了妻子，有了家小，直到解放。
吴生霭是青海省乐都县人。1926年至1928年在兰州军医教练所学医，毕业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十四师、教导师军医。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军医、卫生科长、卫生部长等职。1937年元月在河西走廊同马家队伍作战中受伤被俘。在押往青海的途中，于民乐扁都口跳崖脱逃。同年8月，他来到酒泉县城。这时，虽然马家队伍搜查失散红军人员很紧，但因他是青海口音，却没有引起注意。一次，他到街上闲转遇上了他的同学周永恒。周永恒当时在驻防酒泉的马家军第一○○师二九八旅马步康部当书记官。两人相遇，吴生霭想躲避已来不及了。周永恒见吴生霭惊慌失措的样子，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原来周永恒早就知道他当了红军，便把他领到自己的家里吃饭后又安顿他住下，对他叮咛说：“酒泉城乡到处抓红军，你不要到外面去乱跑。”几天后，周又安排他喂马、磨面，干杂活，对外称是他的亲戚。后来，周永恒回了青海，环境也慢慢安定下来，吴生霭已结识了当地的一些群众，在大家的帮助下，在酒泉城里开了个诊疗所，给群众治病。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安排下，先后在地、市人民医院当医生，直到1987年5月病故。
“没有人民的救助，我们就活不下来”
陈大志是四川平昌县人，1933年在家乡参加红军，曾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任司号长，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1937年4月，他随红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在安西白墩子战斗中被马家队伍冲散。他躲在红柳墩下隐蔽，未被敌人发现。当时，马家军对红军流散人员严加盘查搜捕，常到乡下挨门逐户搜查，对过路行人一一盘问。伪乡长、保甲长、地方民团也四处活动，搜捕红军，残酷迫害营救红军的群众。在这种严峻困难的情况下，他又逃到肃北石包城躲避。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些心地善良的蒙古族牧民，不但给吃、给喝，还给了他蒙族服装，把他扮成牧民掩护，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期。不久，陈大志又来到安西六工村，遇到了一个叫庞德祥的湖北人，这人品德很好，曾经保护过十多个流散红军。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庞德祥安排他住在夹墙里。住了十多天，临走时，庞德祥又将一头毛驴送给了他，说路上有困难了就把毛驴杀了吃。后来，陈大志又遇到一个碗儿匠。这个碗儿匠是老两口，他们看到陈大志穿的衣服连丑都遮不住，老大娘就缝了一件“俄国斜”的裤子让他穿。但这里也不安全，陈大志又到了敦煌，给一个姓赵的地主放羊。不久遇到了老乡陈科祥，保举他学理发，他遂落户敦煌。他说：“他干了一辈子理发，至今不忘救助过他的那些好心人。”
杨占奎于1934年在四川江油县参加红军。西渡黄河后，在河西走廊同国民党马家队伍多次作战。1937年4月走出祁连山，在安西白墩子战斗中被敌人冲散。他躲在红柳墩下，看到马家军对红军战士灭绝人性的残杀和迫害：这伙强盗抓到红军就用刺刀乱捅，有的还被挖眼睛、割耳朵、削鼻子，有的在红军的心窝上捅上一刀，有的被砍去手臂。这些血腥暴行使他气愤极了，恨不得立即冲出去杀死这些恶魔，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恰在这时，两个马家骑兵狂奔过来，杨占奎怒火满腔，用仅有的一颗子弹打倒了一个，另一个仓皇逃走。
天黑后，杨占奎来到疏勒河边，喝了些水，润了润干渴的嗓子。他在这里碰上了九个红军战友。难中相逢，悲喜交集。在戈壁滩上找不到吃的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发现疏勒河里有小鱼，就捉了一些，用火烧着吃。十个难友相扶相帮，在一个树林里找到了一户穷苦人家，熬了几锅黄米汤让他们喝。他们又来到一个庙里，这里的出家人给了他们几个白面馍，说，岳王庙里也有藏着的几个红军，他们就去联络，合在一起。人多了，吃饭成了大问题，他们又分散在六工的庞家、韩家，七工的于家、李家隐蔽。这几家老乡就供他们吃住。过了几天，他们得知八工的一家油房里也住着一些失散红军，杨占奎立即去找，果然这里有几个红军难友，而且还有红军排长刘建发。刘排长是个精明能干的好干部，枪法准，作战很勇敢。他要战友们分散活动，先隐蔽好自己，再想办法找红军部队去。
一天，有老乡报信说：马家队伍要来搜红军，杨占奎他们立即上山。他们在山上藏了几天，来到东巴兔上口子，发现这里也住着几个失散的红军，他们就结合在一起，在群众家里住了20多天。群众待他们像亲人一样，热情招待吃喝，时时放哨、报信。一天，踏实乡的地主祁国强领着马家队伍来捉他们，群众提前给他们报了信，他们立刻分散隐蔽起来。这伙人扑了空，便恼羞成怒，就在群众身上发泄，威逼群众交出红军，并强迫群众给他们杀羊做饭。
此后，杨占奎他们四处躲藏，来到敦煌，给人打零工、拉骆驼，靠出卖力气度日。不久，在杨家桥乡杨全兴家招了女婿，落脚至今。杨占奎说：“没有人民的救助，我们就活不下来，人民的恩情永远不能忘记。”
何延德，192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九店村一户贫农家中。1933年10月参加红军，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当通讯员。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河西，大部分人员在浴血奋战中阵亡、失散和被俘。1937年3月，石窝分兵后，他负责护理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机枪连于连长，并尾随左支队在祁连山中西进。数日后，于连长牺牲，他独自一人沿着左支队走过的路线前进。数日后，他遇上了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负伤掉队的营长廖永和等人。难中相遇，喜出望外。他们到疏勒河后，突然遭到蒙古族中反动分子的袭击，廖永和的左腿被打坏，何延德又担负起护理廖永和的任务。他找了一山洞，把廖永和背到山洞中躺下。他们在蒙古族老大娘江西力的接济下，在山洞中熬过了40多个风雪天。后来，江西力把廖永和驮回家中，另搭帐篷养伤。为了避免麻烦，江西力请求其兄马希（部落头人）收下何延德，给他做牧工。马希虽是部落头人，但家境平常，为人也较正直，不肯为虎作伥，他听了妹子的话，就收留了何延德。为防备被马家军抓去，他吩咐牧民不要张扬，头人有令哪个不服从！
7月份，马家军叫马得福的一个副官，带了几个骑兵来到疏勒草原，搜查散落的红军。马希的老伴依布青得知消息后，便把何延德送到深山里躲避，她给何延德留下吃的和毡袄，嘱咐他不要随便出来。马得福到她家盘查，说有人报告她家藏了个红军。依布青说：“我家是头人家，怎能藏红军？”她把几张狐狸皮送上说：“这些兽皮请长官带回去交差吧。”这样，她把马家军打发走了。何延德被保护下来。马希见何延德干活勤快、踏实，是个好小伙子，就把他长期留下，对外人说是他的儿子。解放后，何延德和当地的一个蒙古族姑娘结了婚。为了报答依布青对他的保护之恩，马希死后，他就把依布青老人接到家里，赡养到终。何延德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当了区、乡干部，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杨英舒生于1918年，是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在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机枪连当勤务兵。1936年10月参加西征，1937年3月随部进入祁连山，被编在李先念领导的左支队。他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掉了队。5月，他翻过乌兰大坂，来到了肃北草原的盐池湾部落。这时，他远远看到有几座蒙古包，便急步走去。近前的一座蒙古包内，有一位50多岁的蒙古族老奶奶，人称她“旦旦”，听到黑犬狂叫，便出门瞭望。见一个衣衫褴褛小伙子向她的蒙古包走来。小伙子走来时说，他是红军，掉了队，老奶奶便让他进了蒙古包，送上茶饭款待。此后，旦旦说服子女，把杨英舒留在家里帮工，又把杨英舒留在部落里。
为了防备马家军迫害，旦旦老人给杨英舒换上了蒙古服装，又把他汉名改为蒙古名，叫“称藏加”。她听说马家军要来搜查，立即把杨英舒领到山洞里藏下。搜查的人走了，立即领回来，还教他说蒙古话。日复一日，杨英舒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和旦旦家的感情也深了，就在旦旦家住下来。后来，杨英舒在当地成了家，为了报答旦旦的搭救之恩，仍尊称她为家母，敬奉膳食，直到旦旦故去。
录自原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委1987年编印的《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因篇幅过长，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削，内容次序也做了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