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被俘将士对敌斗争情况考察
董汉河
西路军被俘将士与敌人分散的斗争不胜枚举，有些突出的斗争事例，我已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西路军沉浮录》两书中有所记述，诸如被俘女战士在西宁和凉州与马家军的斗争，杨利民和“山东大汉”与敌人的斗争等等。本文主要考察西路军被俘将士组建地下党支部，与敌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情况。
（一）张掖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及其斗争
张掖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有两个：一个是以敌伤兵医院、电台、“新剧团”的几名党员为核心组成的，由刘德胜任支部书记，简称刘德胜支部；一个是被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8名共产党员干部组成的，由刘瑞龙任书记，简称刘瑞龙支部。
刘德胜支部。刘德胜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在祁连山中掩护左支队突围时受伤被俘，先是关押在张掖监狱，后被编进驻扎在张掖的马步芳之新二军一○○师三○○旅韩起功部“补充营”，因左脚伤口感染，住进了伤兵医院。此后因行动较自由，便借机联系了许多西路军被俘官兵，其中有在韩起功三○○旅电台工作的邱均品和蔡文良。1937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们相约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开会，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推选刘德胜为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决定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争取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尽快回到党的怀抱。不久，邱均品与在韩起功部“新剧团”的共产党员王定国和韩部参谋处的勤务兵、共产党员武杰取得了联系，将这两人编入党支部。之后，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4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张掖城街头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分工以后，他们很快联系了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汤利仁、袁清平、李绍海、周强、徐世淑、胡嘉宾、黄志亭、刘克先等20多名党员，成立了以李心政为支部书记的街道临时党支部和汤利仁负责的修枪工房党小组，从而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基础。
刘瑞龙支部。刘瑞龙原是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中打了两个月游击，才被俘关进张掖县监狱，化名李占魁。同狱中关押的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都是共产党员，都是西路军的干部原注：刘静生是西路军总部第四局局长；袁正明是第三十军干部；徐宏才是西路军总部科长；张玉清是第三十军中的团特派员；惠子明是西路军政治部油印科科长。见青海省民政厅编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附件资料第394页。。经相互了解，8个人秘密建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为书记，魏传统为副书记。党支部决定的主要任务是：坚定思想，稳定内部，决不暴露原来的姓名和身份。
7月份，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等，在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的帮助下，与张掖监狱的地下党支部取得了联系。为了改善生活，狱中党支部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将8人口粮分给自己，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到狱外做饭的自由，从而扩大了活动范围。
如果说，1937年8月之前，张掖被俘红军地下党支部的斗争处于第一阶段。那么，从8月份开始，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民主人士高金城和原西路军干部共产党员蔡光波，到张掖营救西路军被俘和流散人员，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虽然也是有组织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第二阶段的斗争，便有了更加集中统一的领导，有了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张掖地下党支部第二阶段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寻找陈昌浩，联络和接应西路军失散同志。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派到张掖的蔡光波，首先与刘德胜支部的王定国取得了联系，然后将王定国、徐世淑等几位被俘红军要到张掖福音堂医院，以当护士为掩护开展工作。然后，蔡光波和王定国一起，去乡下寻找陈昌浩，得知陈昌浩已在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护送下东去。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一起，以看病为名，到民乐县孙家庄一带联络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告诉他们：有伤病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医院治疗，有王定国、徐世淑接应；又复写了一百多张纸条散发给失散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保护狱中同志，与蓝衣社反动分子斗争。高金城到张掖后，刘德胜亲自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和点心，到狱中探望刘瑞龙等，并将国共合作之新形势和党的指示以及敌人要把他们押赴西宁的动向告知他们。当得知魏传统双脚冻伤行动困难时，又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修女，到监狱为其治病。随后，王定国募捐了20多元，买了营养品，送往监狱；高金城还派人送去了绑腿、碗筷、鞋子和急救水等。孙桂英和张掖“新剧团”的战友们，因编唱骂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的歌，被蓝衣社分子、第一〇〇师三〇〇旅参谋罗平反锁在厕所，被俘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武杰将孙桂英放出，因而被罗平打了40大板。刘德胜返兰州途中，巧遇红五军战友郭福海，向他讲述国共合作形势，让他到敌永登“补充团”做工作。
搜集情况，及时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汇报，营救被俘战友。邱均品、蔡文良等利用在敌电台工作的有利条件，得知敌人要押送刘瑞龙等8名同志去西宁和以被俘红军为主体的“补充营”将开往洪水修公路等消息；武杰利用在韩起功三〇〇旅司令部当勤务兵的机会，偷听偷看到许多敌人折磨被俘红军的情况。党支部及时将这些情况秘写成报告，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汇报，请求党中央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
由于张掖地下党支部及时提供情况，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出面，通过当时的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于1937年9月22日将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四名红军领导干部要回，还要回了其他许多被俘红军。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份成立，到10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协助高金城先生共收容、营救张掖地区的失散和被俘红军300多人。除上述提及者外，知名的还有原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西路军地方工作部科长胡嘉宾、红九军营长刘克先等。他们都先后经过兰州“八办”回到了延安。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利用到兰州“买药”之机、王定国以到永登补充团“寻夫”为名，乘车回到兰州，找到了兰州“八办”。武杰在敌人押赴洪水补充营的途中逃跑，也回到兰州“八办”。
1937年10月以后，只有民主人士高金城先生留在张掖，受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委托，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和福音堂医院院长的身份，继续营救西路军伤病和失散人员，后被敌旅长韩起功觉察，于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凌晨捕去，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的后花园。原注：据刘德胜、王定国、武杰《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记载。此文载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3辑。
（二）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斗争
拱星墩集中营地处兰州东岗镇，原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座旧式兵营。1937年三四月份，马步芳、马步青奉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命，将西路军被俘将士1330余人，送交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七师“感化教育”。该师遂在拱星墩旧兵营设立集中营接管。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被关押在装有电网和警铃的大院内，军官队130多人，关押在另一个小院内。
军官队有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宣传部长方强等。方强到拱星墩后，先找徐太先、卜胜光等商量，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和几名党员干部秘密开会，决定成立地下党支部，推选方强为书记，徐太先为宣传委员，卜胜光为组织委员。地下党支部成立后，先后作过如下六项工作。
联络党员，扩大组织。方强联络了刘振堂、幸元林和隐藏在士兵队中的党员干部李明、欧阳楚强、钱益民等，徐太先联络了秦基伟、徐立清、刘毅等，卜胜光联络了原骑兵师指导员冷赤哉等。之后，幸元林又联络了刘玉亭、黄子坤、曾庆良、刘俊英、冯国寿、陈祖任等。地下党支部虽然都是单线联系，但它像一张网，在军官队和士兵队中延伸、扩大，为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派冷赤哉给敌人当勤务兵，搜集情报。集中营当局看中了冷赤哉，挑他去当勤务兵。冷赤哉怕被组织上误会，不愿去，并将这一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专门讨论后，动员冷赤哉去当勤务兵，并向他交代借机搜集敌人情报。此后，冷赤哉经常将偷听到的电话和偷看到的传令记录，向党支部汇报，有力地配合了党支部同敌人的斗争。红军在西安、兰州设立联络处的消息，党中央派代表张文彬到集中营探望的消息，将军官队和士兵队押赴西安的消息，都是冷赤哉事先得知后告诉党支部的，从而使地下党支部取得了开展斗争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