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也是尼克松对华政策中最矛盾的部分。历史证明，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也为他之后的各届政府所继续，无论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不论他们是否亲台湾。但尼克松的台湾政策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这一方面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是迎合美国政治现实的需要。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综合反映。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尼克松希望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而从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能够保持美台关系的现状对美国是有益的。尼克松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取舍，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目的是为了换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战略需要，但也企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其结果，尼克松既实现了对华关系的突破，又基本保持了美台关系的现状，并对后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克松政府之所以在对台政策上能够采取以上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自50年代以来，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上台时，支持台湾是美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延续了整整20年，要真正改变这一政策的确不易。而尼克松政府也无意真正改变它。尼克松本人对台湾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7次访问台湾———一直以来，作为反共斗士的他都是台湾的有力支持者。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以外，西欧、日本的复兴，第三世界的崛起，中苏分歧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而美国则因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以及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发展而走向相对的衰弱，这就使美国的对外政策急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需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就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这是客观形势所迫，而不是他主观愿望所致。从主观上看，尼克松是不愿意放弃台湾的。
其二，尼克松之所以要竭力保持与台湾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面临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压力。在美国国会及两党中，都有亲台的势力，而共和党中的保守派是强烈支持台湾的，在他们眼中，任何对台湾安全的威胁都可以归罪于尼克松的外交战略和中国政策，并进而直接影响到他竞选连任。这是尼克松不能不顾忌的。例如，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基辛格就不赞成“双重代表权”方案，他认为这样一个北京和台北都不会同意，并且几乎不可能在联合国获得通过的方案，会影响刚刚起步的对华关系。但老谋深算的尼克松考虑的主要是它在国内政治方面的影响，他大肆鼓吹“两个中国”和“双重代表权”，“可以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做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①。这样即使失败了，保守派也不能指责尼克松政府没有去挽救台湾，同时也可以抵消自由派人士在越南问题上对尼克松政府的不满。由此可见，尼克松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另外，美台关系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做支撑，要改变这些法律的规定，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而不是总统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第三册，第54页。
其三，中国领导人对于尼克松于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在台湾问题上的为难之处表现出的谅解和宽容，也给尼克松的对台政策开了绿灯。早在1970年12月9日，当尼克松收到通过巴基斯坦传递的周恩来的第一个信息时，就十分注意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在这一信息中，周恩来表示欢迎美国派出总统特使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回复说，讨论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可以讨论相关的国际问题。1971年4月，周恩来的第二份信息传递到华盛顿，他强调台湾问题是未来双方谈判的中心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和原则性问题。按尼克松的理解，原则即仅仅是概念性的东西①。在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及尼克松访华时，他们都发现，台湾问题并不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中国方面只是要求美国做到三点：一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二是撤走在台美军；三是承认台湾问题应留待海峡两岸人民自己解决。中方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现实和大局的利益着眼，台湾问题可以暂缓。毛泽东曾对尼克松说过：“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意味着从战略上的长远利益出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搁置分歧的策略。所以，基辛格说：“周和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台湾问题上的持续的分歧是第二位的”，“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基调是把台湾问题留到以后再解决”②。显然，中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就使尼克松在对台关系上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回旋余地，使他感到有可能使美台关系保持现状。
其四，尼克松的政治风格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凡事求全。这两种风格体现在他的对华对台政策上，是他首先迈出了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成为战后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访问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美国总统。这一令世界惊叹的行为，对尼克松来说并不出奇，他要的也是这个效果。但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冒有政治风险。因此，在他实现对华关系突破的同时，也力求在对台关系上尽可能地保持现状，以部分抵消他对华和解所引起的国内矛盾。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第三册，第549—550页。
②Kissinger，White H0use Years，p. 1062.
总之，尼克松的对华对台政策，既有他个人情感、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与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发生的。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一方面表示，为了保证他访华的成功，使中美关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他不能做出重大让步，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几点原则：一是将逐步并最终撤走美国在台武装；二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三是不允许日本军事势力于美军在台期间进入台湾。同时，他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①。尼克松最大的贡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了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尼克松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能够脱离这个基本框架。尽管后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这些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
尼克松的台湾政策，对他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又使美台“外交”关系得以继续保持数年。如塔克所说，尼克松的访华“几乎没有对台湾产生即时的影响。外交关系保留着，商业繁荣持续着，军事联系虽不如以前密切，但仍然在继续”②。例如，在尼克松访问中国6周后，美洲进出口银行总裁到达台湾，并宣布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它将向台湾提供35亿—40亿美元的贷款，还准备扩大对台湾的各种项目提供无限制的长期信贷。在台北的美国商会中的美国公司的数目也由1972年的60个增加到70年代末的200个①。
① 《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下载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http：/ / www. seas. gwu. edu/ nsarchive/；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pp.66 -68.
②Tucker，Taiwan，H0n K0n ，and the United States，p.125.
美国一直在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也没有停止。如美国与台湾签订了向台湾扩大贷款、购买美国舰艇的协议，分别于1969年7月、1971年5月和1972年4月向台湾提供3艘驱逐舰、2艘海军舰艇和其他军事援助②。但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是两边不讨好。例如，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撤出了它在台湾的战斗部队和军事人员，但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此，中国政府欢迎前者，反对后者；而台湾当局则是相反的态度。台湾当局并不感谢尼克松的“苦心”。在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时，台湾当局对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寄予厚望，相信尼克松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传统政策”。但尼克松访华击碎了台湾的美梦。沈剑虹说，既然尼克松政府不像以前的历任政府，对中美之间的大事提前知会台湾，他感到，从此以后美台关系再也不同了。在美国没有帮助通过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重要提案”之后，有20多个国家一夜之间与台湾断绝了关系，所以沈剑虹认为是美国“出卖了它的盟国”。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更是“出人意料的事件”，是一个“戏剧性的突破”，台湾当局对这一“最不友好的行为”感到“迷惑和震惊”。当蒋介石听说尼克松将要访问中国时，颓然地说：“从此以后，我们只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完全靠自己了。”沈剑虹还把基辛格的所作所为描述为向弱者施舍鳄鱼眼泪的“出色表演”，表现出对美国的极大失望③。
①Clough，Island China，pp.26 -27.
②Gibert and Carpenter，America and Island China，pp.158 -163.
③Shen，The U. S. and Free China，pp.6 -7，p. 9，p. 66，pp. 71 -72，p. 77.
尼克松在台湾政策上的平衡态度，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直接影响到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中最棘手、最敏感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有没有可能在1972年时，尼克松政府就像日本政府一样，当机立断地（事实上，在沈剑虹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尼克松政府的不满。）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呢？笔者认为，除非尼克松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否则这一可能性不大。其一，美国与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要废除这一条约，需要国会的批准，而来自国会的反对的声音是尼克松无法控制的；其二，在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或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人不在少数，有些还是颇有影响的，这也是尼克松为争取连任所不能不考虑的；其三，美国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突然改变这些关系，将引起不小的混乱，这也是尼克松不能不顾及的。不过，在尼克松获得连选连任之后，他在第二任期内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连选之后，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已经小了很多。但不幸的是，“水门事件”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敲响了丧钟，也使他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湾的政策，不得不半途而废。
总之，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始终是尼克松政府谋求与中国和解的基本动因，但迎接时代挑战，建立名垂青史的业绩，也是尼克松的动机之一。他相信在中美之间敌对22年之后，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使中国重新建立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更具有挑战性的了。打破隔阂，实现和解，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在遭受“水门事件”而下台后，在晚年重返美国政治生活圈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