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团体也是新压力集团的重要力量，他们向约翰逊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承认中国，展开双边会谈，取消商贸限制，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等。成立于1966年8月的“美国教士中国问题紧急会议”（Clergymen"s Emergency Committee on China）宣称它的目的是“向美国的教士们提供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和材料，并在任何必要的时候表达关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的意愿”②。“基督教全国委员会”则是最活跃的团体之一。它的秘书长R. H.埃德温·埃斯皮曾写信给约翰逊总统，提醒他就美中关系采取措施，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总统个人的重视。他向约翰逊总统提出，应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整个局势做全面研讨，目的是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国际社会生活中，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但首要的是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他还认为美中关系的紧张是历史造成的，双方都有责任，现在双方更应当努力去改善关系③。他在信后附上了他们自己拟出的政策设想，提出了九条具体建议：
第一，设立一个专事美国对华政策的委员会；
第二，制订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政策；
第三，仔细研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第四，寻找一切机会与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会取得联系和沟通，并设法安排双方教会人员的交流与来往；
第五，采取措施尽快取消美中之间的旅行限制；
第六，通过商业渠道向中国出售食品及其他非战略性物资（如通过加拿大和英国）；
①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p.229.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24.
③Letter to R. H. Edwin Espy from W. W. Rostow，April 26，1966，Folder：Co 50 - 2，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ox 22 -23，Countries File，WHCF，LBJ library.
第七，注意探讨文化与学生交流的可能性；
第八，就所有有关问题进行国际性的会谈；
第九，正式与非正式地表达在各方面对大陆中国人民的关切，进行各种技术领域的合作，包括交流食品生产方面的信息、家庭计划、水利灌溉等①。
另外，1969年10月成立的“卫理公会教会联合会”也就发展美中关系，提出了相似的建议②。除此之外，美国“妇女选民团”也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在其全国性的章程中提出赞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协商，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取消贸易限制等③。以上各团体的活动、意见和建议对约翰逊政府以及后来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2. 1966年参、众两院的听证会
1966年年初，参众两院就美国对亚洲和中国的政策举行了几次影响深远的听证会。由众议院属下的远东和太平洋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 J.扎布洛茨基于1月25日召集的首次听证会，就使一贯推行反华政策的“百万人委员会”大为惊慌，其主席马文·利布曼急忙向扎布洛茨基推举了12位“专家”在会上作证，但被扎布洛茨基拒绝。在扎布洛茨基的委员会的十二次听证会举行了八次之后，3月8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又为“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政策”举行的新一轮听证会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揭幕。在开幕式上，他说：“听证会的直接目的是教育”，“它最有效的贡献是为那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一个讲坛”，并通过听证会这种形式，加深对中国的了解④。听证会的第一个证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他认为美国试图孤立大陆中国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也是不成功［Microfilm］的，应该放弃，他敦促美国将对华基本政策由“遏制加孤立”，改为“遏制而不孤立”，促请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是大陆中国的事实政府，增加对中国的非战略物品的贸易，及让“两个中国”都进入联合国①。《纽约时报》当即在头版登载了他的论点。
①Letter to R. H. Edwin Espy from W. W. Rostow，April 26，1966.
②Foot，The Practice 0f P0wer，p. 106.
③Dulles，American P0licy t0wards C0mmunist China，p.243.
④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 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United States Senate，89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March，1966，in U. S. C0n ress. Senate. C0mmittee Hearin s，Vol. 1726 -6，1966.
3月10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教授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提请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认为应该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他的证词也上了《纽约时报》头版。3月16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另一位主任约翰. H. M.林德贝克博士和哈佛教授本杰明. J.施瓦茨也发表意见，希望让中国参与国际事务。3月18日，哈佛大学的莫顿. M.霍尔伯林博士，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博士及退役海军准将塞缪尔. B.格里菲斯又作证，认为美国应放弃反对与中国建交及不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另外，罗伯特. A.斯卡拉皮诺教授和汉斯. J.摩根索教授也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孤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损人害己的，他们都建议采取有效的积极步骤，放弃对中国的孤立遏制政策②。这些听证会被认为意义重大，标志着美国政府内外基本达成了共识。之后，与中国进行教育、文化和技术上接触的各种建议纷纷提出，如3月20日，近200名学者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声称：中国“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它对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他们呼吁结束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呼吁进行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交往。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国民党政权，但“只能是作为台湾的政府”，而不是“潜在的中国大陆的政府”③。此时，约翰逊总统也开始暗示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并授权放宽美国学者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3月13日，副总统赫伯特. H.汉弗莱在全国电视网的节目中，就接受了鲍大可的“遏制而不孤立”的主张，指出将尝试与中国和解，并赞扬富布莱特的听证会是“本届政府最有成果的一次活动”。他的讲话也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①。
①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p.279 -284.
②Congressional Quarterly，China and U. S. Far East P0licy，pp.284 -287；pp.306 -310.
③New Y0rk Times，March 21，1966，p.1.
3.民意调查与公众意见
1964年，当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并因之引起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和讨论时，密歇根大学调查中心（SRC）在5月和6月进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例如，按SRC提交给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有超过1/4的公众没有意识到大陆中国是处于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被调查的人中，“知道共产党中国的，大多数相信美国应该考虑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大部分不知道大陆处于共产党政权之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付苏联多于共产党中国”；在被问及是否听说过共产党政权之外的其他政权时，有39%的人说不知道。因此报告总结说：“这些表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民党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突出的现实。”而对那些知道有“两个中国政府”的人来说，大多数直截了当地认为应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打交道。同时，样本中压倒多数的人反对美国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行动会使美国陷入战争。对于联合国问题，有3/4的美国人愿意当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留在联合国；只有5%的人说当这样的事发生时，美国应离开联合国。另外，多数人愿意跟随总统的建议，访问中国大陆，51%的人愿意美国与北京政府交换大使。总之，密歇根大学的调查人员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亚洲的情况是多么的无知”，但同时美国人又有“这样一种情绪，即有与大陆中国接触的强烈愿望”②。
1966年3月下旬，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人数从上年12月份以来下降了12%。6月份的哈里斯民意调查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在放宽旅行限制、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③。1966—1969年间，公众赞成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意见持续上升，“公众......越来越倾向接受北京而不是台湾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①。作为其反应，1967年年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强烈敦促重新估价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发展美中关系感兴趣。
①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pp.233 -234.
②Bachrack，The C0mmittee 0f One Milli0n，pp.216 -217.
③Foot，The Practice 0f P0wer，pp. 100 -101.
尼克松从来就不喜欢新闻媒体，也不懂得如何运用舆论，这也是他在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尼克松从自身的经历中了解了舆论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美国公众的意见。例如，在1961年时，尼克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争论，他说：“一定不能忽略公众舆论的力量”，尽管他当时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是倾向于他的观点的②。随着形势的发展，尼克松对公众舆论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作用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顺应形势，推陈出新，是他的必然选择。
五、尼克松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关系及其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反应
60年代后期，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美国国内政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尼克松看到了这些变化，并在认真地思考着，希望能为自己找到机会。尼克松是一个擅长从别人以及自己的经历中学习的人。站在在野党的立场上，他批评肯尼迪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对约翰逊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虽然他对约翰逊政府在越南对抗共产主义表示赞赏，但为了政治目的也要对他进行攻击。
尼克松虽然在1960年的竞选中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的追求。在肯尼迪、约翰逊执政的8年期间，尼克松想方设法地要发挥自己的影响，他一方面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政治上的联盟。
①Leonard A. Kusnitz，Public Opini0n and F0rei n P0licy：America"s China P0licy，1949 -1979（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4），pp.117 -118.
②Richard M. Nixon"s article，December 8，1961，PPS 208（1961 - A）. 40.1（1），Richard Nixon Library＆Birthplace.
尼克松与肯尼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域背景的人，但他们之间也有着一些共同点。尼克松和肯尼迪都毕业于法学院，有记录显示尼克松的学业成绩比肯尼迪要好①。尼克松与肯尼迪的政治经历也很相似，他们差不多同时成为海军军官，都是在1946年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1947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那个时候，他们还算得上是朋友。在尼克松的第一本回忆录《六次危机》中，尼克松描述了当国会议员期间他与肯尼迪的关系。当时，尼克松和肯尼迪分别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最年轻的、也是资历最低的议员。按照惯例，在国会的听证或讨论中，通常是大会主席主持开始以后，两党的议员轮流发言，直到结束。这就意味着到尼克松和肯尼迪有机会发言时，很多问题已经提到过了，他们可以在别人发言的时候认真思考，轮到自己时提出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尼克松还回忆了他与肯尼迪在1947年春于匹兹堡发生的第一次辩论。他们辩论的题目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塔夫托—哈特莱法案》，尼克松对这一法案持赞成的态度，而肯尼迪是反对的，尼克松自认为他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之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华盛顿，尼克松抽签抽到了卧铺车的下铺位。一路上，他们一直谈论着有关外交事务和来自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当时二人谁也想不到13年以后，他们将同时成为各自党的总统候选人，并进行直接的较量②。
在尼克松的回忆录里，他还提到在他与道格拉斯夫人竞选参议员时，肯尼迪的父亲因欣赏尼克松的反共立场，让肯尼迪转交给尼克松1 000美元竞选捐款。1952年当尼克松当选为副总统时，肯尼迪还给尼克松写来了一封贺信③。尼克松后来写道：“我与肯尼迪在个人背景、观点立场以及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成为亲密朋友。我们早年虽然碰到了一起，但我们从来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友谊。”不过，尼克松认为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我们视彼此为对手而非政治敌手”①。一言以蔽之，尼克松信奉的是：在政治上没有朋友，只有胜利。
①Strober，Let Us Be in Anew：An Oral Hist0ry 0f the Kennedy Presidency，p.100.
②Nixon，Six Crises，pp.298 -299.
③Nixon，RN：Mem0irs，p.75，p.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