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这是老电影《柳堡的故事》主题歌《九九艳阳天》里的一句歌词。情况往往都是这样，在一个事件面临需要决策的时候，而这个事件背后又连带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它的面前则是一个两难境地，想向这个方向走有风险，向另一个方向走又有难处，最后又是时间紧迫，非决策不可，那么不是这位领导咬一咬牙拍板，就是开个会议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个人的恋爱与婚姻是如此，国家大事更是如此。让我们来举一例说明。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最后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正当毛泽东与那时的中央领导人要筹划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截断，联合国军直指向鸭绿江边。
朝鲜、苏联、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更何况朝鲜与中国毗邻，如果战火烧到边境，对于这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很难有安定可言的。
出兵不出兵支援朝鲜，成了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最大的一个难题。
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写信给斯大林要求直接军援。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电报，问可否出兵支援朝鲜。
根据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胡乔木同志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做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10月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师哲同志担任翻译。
毛泽东问罗申在中国生活是否习惯，大使馆生活有什么困难等等，然后言归正传，对罗申说：接到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后，我们连夜召集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现将中共中央的意见答复如下：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
罗申停止了记录，抬起了头。
毛泽东理解罗申的心情，继续阐述说：因为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很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同时，我国派几个师的兵力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毛泽东停顿下来，抽了几口烟，然后告诉罗申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对此表示谨慎，这是必要的。
罗申一脸迷惑，毛泽东继续说：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他们正处在如此的困难之中，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去凡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这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毁于一旦。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我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的磨难，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然后对罗申说：现在最好表现出耐心，避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在与敌人进行作战的时间上会更为有利。
周恩来插话说：现在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方面可以把斗争的形势改为游击战。
毛泽东对罗申说：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进一步讨论。
罗申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又解释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意见，我们希望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斯大林同志的疗养地，与他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将毛泽东的意见整理后，又附上他个人的意见，也给斯大林拍了密码电报。他的意见是：1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与以前毛泽东同尤金、克多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会谈中表示的态度是矛盾的。过去会谈的情况我们当时报告过，他们在会谈中提出，中囯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帮助朝鲜人民，中囯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能够打败美国军队，因为美国军队比日本军队差。2，中国政府无疑可以向朝鲜派出不止五六个而是更多的做好准备的战斗师。不言而喻，这些中国军队需要反坦克武器以及某些火炮方面的技术装备。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估计是：这受到国际形势、朝鲜局势恶化，以及英美集团通过尼赫鲁搞的阴谋的影响，尼赫鲁曾极力劝说中国要忍耐，为了避免灾难而不要参与战争。签署日期是10月3日。
这的确是一次艰难的决策，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开始：倾向于出兵朝鲜的，而这次与罗申的谈话（即向斯大林转述意见），态度有了转变，倾向于不出兵了。而最后又决定出兵，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反复的过程。
就拿这次出兵朝鲜的决策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更深层次的东西来：
1毛泽东虽然是中国这个国家政府与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不是一个仅凭个人意见就可以下定决心的自由人，他被组织在一张严密的系统网络里。
对内而言，他的背后有中共中央（包括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领导集体，有军队的高级将领集团，也有45亿人民的意见和心声。
在国际上，有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以苏联为首的，因此也得十分尊重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的意见，还得充分考虑朝鲜这个国家（包括金日成首相）的处境与要求。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那个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集团的对立面是美英集团，这个集团也在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影响于中国（如通过尼赫鲁的外交活动）。
处于这样一张关系网络上的毛泽东，他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一个决定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空间与时机的约束。毛泽东是在具体的空间与时间中思考问题的，这就带来了具体环境与条件的约束。中国才进行罢长期的内战，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军队长期战争极度疲劳，需要休总与整顿。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并没有被消灭，还想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国内大2的土匪和国民党军队的残部没有肃清；而作为对手的美英帝国，它们无论是军事实力与武器装备都远胜于中国，要与它们正面冲突，战争胜负殊难预料。一旦战争失利，还会引起国内矛盾的激化，使新成立的政权动荡不安。
3现实状况：现实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中央政治局里，诚如毛泽东对罗申大使所言，大多数的人对出兵朝鲜表示谨慎，或者说是不同意，而由于时间紧迫，迎接如此一场大战争却没有留给军队充分准备的时间，事实上后来的参战是仓促上阵，军队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更何况没有应付在朝鲜那种冰天雪地中过冬的经验。当然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那就是与美军相比，这支共产党的军队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没有坦克部队和防空军火炮，只是一支单纯的陆军。没有一定的制空权与制海权的军队就难以防范敌军的狂轰滥炸。还有意外的情况是：毛泽东原来点将让林彪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林彪却称病不去，最后只得匆匆忙忙从西北调来彭德怀任指挥官。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又复杂的情况下思考出不出兵这样一个难题的，他不可能即兴地喊一声打或者是不打，他必须把全部关系和全部情况加以综合，再倾听党中央其他同志的意见，结合国际共产党尤其是斯大林的意见，再做出决策。这个决策做得好不好，很可能一失误而全局皆输，二至把好不容易在三年内战中羸得的胜利果实输得精光。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是在大陆的特务、匪帮，都是如此地估计形势的，他们等待共产党军队与美军的交战失败，或者由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卷土重来，让整个大陆重新回到国民党政府的手中。
事实上，不仅仅是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决策，就足如今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对抗中的沙龙和阿拉法特，在美英欲打击伊拉克前布什与萨达姆的决策，都同样是两难的，同时是要虑及许许多多的关系和许许多多的利害得失的思考，都需要前思后想与左顾右盼，才能下定一次决心。
在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混沌理论中，有一个关于分形的概念，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从宏观到微观这样各个层次上，情境模式有着相当的相似性。比较恰当的比喻像俄罗斯的玩具套人，一个套子中有笤从大到小的十几个套人，每个人的脸型都差不多，只是型号依次小了下来。无论是自然现象，还呆社会现象，都如此。比如，看地图，国界的边界线总是那么弯弯曲曲的，一千公里的口界枭如此，要朵我们截取一段一百公里的边界线，同样如此，再缩小到十公里、一公里，也是如此。当然，一公里的边界线在5万分之一公里或1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很难画出曲线来，在地图上表现可能是一小段苴线，但若娃到现场去勘察一下，它仍是弯弯曲曲的线，虽然大小的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但有荇一定的相似性。
我们在前面讲到毛泽东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决策，这是指一家的决策，可以说是相当大层次上的决策，用分形理论来加以说明，那么无论是中等层次上，还是细微层次上，人在关键时候的决策，都是如此地难以下决断，都是如此地处于两难之中的。具体地说，大到一个民族、政党，一个哲级或地区级单位，小到一个公司或一个家族，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完全不相雷同的两种例子放到一起来加以考察：例子之一：《杨振宁，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杨振宁的父亲叫杨武之。在1973年之前一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是个地地道过的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当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博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他曾抱若虚弱的身体，飞抵日内瓦，
看望过自己的儿子。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心灵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1957年12月10日晚，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使他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一旦成名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个国家的境遇。使杨振宁感到痛苦的是，即使他已成为一位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时，在美国租房子的时候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而他的科学研究也会因他是华人而受到掣肘。但同时他又感到美国这个社会给了他可以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在他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在1964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杨振宁知道，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这是杨振宁一个人到底是回国还是加入美国国籍的思考，可以说与一个国家的领袖思考不可类比。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杨振宁在考虑他的个人问题时，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也被套上了数个不自由的圈子，大至国家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感，中至他父亲母亲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小至他个人的家庭中的态度。我们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女士是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坐了10年监狱，虽然在第一批特赦中恢复了自由，但毕竟是共产党中国的败军之将、阶下之囚，而在杨振宁从得奖到思考加入美国国籍的这个时段里，他也正在监狱里服刑。这个因素是否也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留美原因，我们无从知道，但估计很可能是这个小家庭思考的原因之一。
同样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也面临着两难问题的抉择，要他做出回国还是留美这样一种决策来，其实是十分的艰难，相当的不容易。
例子之二：《跆拳道女国手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