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和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绅身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万两白银，他规定每月1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万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大发明。
缘何咸丰在位时慈禧斗不过慈安
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简称慈安，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
提起慈安，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长期以来，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10年中间，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使她在忧患中成熟，在忧患中增长阅历。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10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作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道，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那么历史上的慈安太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走上政坛，两个女人一台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 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 ，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 、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二、慈安端裕皇太后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但是，天不假年，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
李鸿章挨一枪换得白银1亿两
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干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